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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认同建构与“一二·九”运动


  从青年运动的角度来讲,每一次运动的成功发动背后,都蕴涵着群体意识形态认同的构建,这是运动能否成功发动、影响能否持久的深层动因。“一二·九”运动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一座丰碑,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是空前。对于这种成功的原因前人多有分析,主客观因素均有涉及,但在我看来,其最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群体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是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群体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为运动的发动及持续影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一、群体意识形态认同建构强力支撑了“一二·九”运动的成功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尽管高涨,但抗日救亡并没有即刻成为广大民众的群体意识形态。其实,不要说当时的一般民众,即使是当时的国共两党也是如此。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虽明确提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对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鼎力支持,但并没有因此放弃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曾公开声明:“日本侵略东三省的事变,不但丝毫不能减轻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统治的进攻,而且却正相反,正因为这些事件,中国共产党将加倍努力地去推翻帝国主义的工具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则更是从维护其政党统治的需要出发,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仍坚持“反共第一”,对日军侵略一心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调停而妥协退让,在《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更是把“攘外必先安内”定为基本国策。
  之后,随着日军侵华不断加剧,尤其是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达成“何梅协定”,华北地区形同沦陷,使广大青年深刻感受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对抗日救亡的认同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刚刚完成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呼吁“全中国的民众们!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地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保卫华北与保卫中国,以争取中国民族的最后解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布《抗日救国宣言》,明确指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数月内,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三个政治宣言,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在唤醒民族意识与民众崛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后两个宣言与《八一宣言》在措辞方面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最明显的区别是《八一宣言》只提抗日,而后两个宣言则仍延续了“抗日反蒋”的路线方针,但无论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是一致的。因此,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经成为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共识,全国民众在抗日救亡问题上强化了意识形态的集体认同。
  由此可见,自“九·一八”以来,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逐渐被唤醒,在抗日救亡问题上形成了意识形态的集体认同。因此,“一二·九”运动是青年学生被压抑的爱国热情的一次集中释放,它点燃了民众积蓄已久的爱国激情。
  二、“一二·九”运动强化了全体民众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毛泽东对于“一二·九”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事实也确实如此,抗日救亡的集体认同促成了“一二·九”运动的成功发动与不断发酵,同时,“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又进一步强化了广大民众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集体认同。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积极响应,上海、天津、杭州、广州、长沙、武汉等地的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坚决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旅美、旅英学生也发表通电支持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一运动很快超越了学生的范围,升级为社会各界群众广泛参与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纷纷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935年12月20日,共青团中央发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呼吁:“一切爱国的青年同胞和青年组织,大家在抗日救国的义旗之下联合起来!”并号召广大青年“把自己的组织巩固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唤起他们救国的觉悟,推进他们建立救国会的组织,进一步建立各地各界救亡大会和全国救亡大会,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实行全国各界同胞武装抗日的共同战斗!”与此同时,中共还决定对共青团进行改造,淡化共青团的政党属性,将之改造为广大青年群众的抗日救国团体,这表明中共已经把抗日救亡作为青年运动的主要目标。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国青年发出号召: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信仰,不分性别,在抗日救国的目标下,全国青年大联合;放弃党派成见,放弃互相攻击,全国各地的青年组织互相合作,产生全国及各地的青年统一组织。
  不仅如此,“一二·九”运动也使国民党政府深切感受到了民众的力量。当时国民党的报刊尽管对运动颇有微辞,但也不得不承认“青年学生这种热烈直爽的要求,正表示青年对于民族国家存亡问题的关切,而且表示青年们的纯真与勇敢。”因此,在“一二·九”运动之后,国民党调整了内外政策,对日交涉转趋强硬并开始抗战准备。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对外交方针作出解释:“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对于“一二·九”运动与国民党抗日政策之间的这种关联,当时的国民党报刊也予以认可,指出:“如果这次运动有什么成就的话,那么,就是加深了人民对于国难的认识,并在某种限度内促进政府更积极地实行抗日政策。”
  国共两党内外政策的调整,既是当时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一种成果体现,同时它又进一步巩固了这种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这种成效集中体现在青年抗日组织的蓬勃发展及青年抗日组织的联合上。“一二·九”运动之前,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以请愿游行为主要斗争方式,意在宣传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一二·九”运动后,抗日救亡运动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各地青年纷纷组建抗日救亡团体,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甘肃青年抗战团。另外,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也于1936年成立,周恩来出席了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并题词:“学习,学习,再学习。在学校里学习,到前线上学习,到群众中学习,一切学习都为着争取抗战胜利,都为着建设国家,复兴民族。”此次会议的召开,使中共的抗日救国纲领具体转化为全国学生的奋斗目标。
  三、当代青年群体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爱国主义都是永恒的主题。从“一二·九”运动前后广大青年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过程来看,爱国主义是认同建构的基石———尽管日军侵华不断加剧,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进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国共两党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爱国意识的唤醒消弭了各种力量之间的分歧,在抗日救亡问题上形成了价值认同,进而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完成了信仰的建构。
  当前,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需要广大民众凝心聚力,尤其是广大青年更应该团结一心。然而,由于受改革开放以来多元文化影响,当代青年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诸多差异,有些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认识不清,对党的执政能力缺乏足够的信心,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因此,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成全体国民尤其是青年群体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至关重要,尤其要加强广大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这种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也应该从培养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感入手,来完成青年群体政治信仰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