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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浩成:上海现代金融改革的参与者与推动者





  问:龚老师,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您的家中采访您。作为上财的学生,我们听不少老师提到过您,说您曾经在金融界叱咤风云,并且不断推动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建设。耳闻不如一见,所以今天,我们想让您带我们再次感知一下那些年的峥嵘岁月。首先,您能讲述一下您考入大学时上海财大的办学情况吗?
  答:嗯,好的。我是江苏常州人,1947年考入上海财大,当时为国立上海商学院,前身是设在南京的国民党时期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江泽民就是抗战胜利后从中央大学转到交大的。中央大学在上海设立了两个学院,后来独立为上海商学院和上海医学院(现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当时称作IN-STITUTE,可以叫研究院,也可以叫学院。当时我们学校规模有几百人,设立7个系,分别是会计、银行、工商管理、国际贸易、统计、保险和合作系。
  问:您就读的院系是?
  答:我是1947年考入的保险系,当时的保险系属国内唯一,合作系在解放后很吃香。会计和工商管理系学生较多,每个班有近40人。保险系最少,只有3人。
  问:在保险系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吗?
  答:也不是说在保险系吧,我上大学的四年里,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两件事:高涨的学生运动和扎实的学习基础。先说学生运动,解放前上海学生运动高涨,很热烈,有独立的组织。我也到四平路同济大学参加了他们的学生运动。1949年4月26日早上,国民党到各个学院抓了400多名学生。上海商学院被抓30多名学生,差不多十分之一。当时我到一个同学家里去了,没有被抓。同学们对国民党统治不满意,反饥饿、反内战、反蒋的活动轰轰烈烈,大部分同学参与了这些活动。再来说扎实的学习基础,毕业后我们班有30多人留校,这都是因为老师非常重视基础课的教育。一百多人大班上课,不管是哪个系,像会计一定要读,有初等会计、高等会计。院长自己教。保险系的保险、统计系的统计这些基础课也每个人都要读。一百几十个同学分为两个班,大考的时候只有六、七个人及格,当时我考了61分。不及格要补考,补考及格只有60分,考试是很严的。每堂课50分钟,其中10分钟老师提问,所以基础就打得比较牢靠。
  问:您大学的求学时间横跨国共两个时期,那么解放前后,大学的专业教育有什么不同吗?
  答:解放前后最明显的不同是后来学习苏联,专业分得过细,如金融分为国内型和国外型。解放前基础宽,解放后专业口径窄了,好处是专业学得深了一点,可是基础不牢靠,后劲不足。虽然你们现在学院里还是有好多公共课一起上,但可能还是不及我们以前多。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侄儿朱国璋在上海商学院任院长,他业务精湛,管理严格,学校家庭化,校长即是家长。学生大多来自江浙农村中小城镇家庭,少量来自上海,大多处于整个社会底层。当时的学校有几种类型,一种是国立大学,基本上不要学费。像我当时进学院基本上是交五斤大米,住宿不要钱,吃饭是一桌一桌,荤菜是一周一次,其它都是蔬菜。读书几乎不要钱,但录取较难,大约25到26个人中录取一人。当时考试也是统一考试,但各校自己招生。教会大学成绩是非常好,但费用昂贵,像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杭州的浙江大学。
  问:是啊,时代在变化,现在大学和专业设置跟你们那时的确大不一样了。我觉得生活水平跟现在也有很大差距吧?
  答:那时生活比现在艰苦多了,我们在四川北路武进路那里,最早是日本人的一所中学。楼上有室内运动场,教学楼的后面搭简易住房,我们进来时住不下了,在河南路盖了一点房,我们班男同学都住在那里,女同学住在游泳池的更衣室内。当时能住下来不容易,一个房内住三十个人,下雨时还漏水,上海住得紧张。饭是四菜一汤,并不花很多钱,一般来说,只要七八十斤大米就行,家里困难可申请公费和奖学金。那时私人企业设立的奖学金很多,成绩好的可申请奖学金,申请公费和奖学金的同学占到一半。
  问:您前面说到大学本科毕业留校,留校任教吗?
  答:毕业之后,我留校一年是做助教,然后被派去人民大学读了三年研究生,学习货币专业,专业性比较强。研究生毕业就回到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教书。1958年到了社科院,遇上在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推动下兴起的全国性“大跃进”,后来又经历文革。“四人帮”粉碎后,也曾在《文汇报》做过几年编辑———当时“四人帮”粉碎后,文汇报的很多笔杆子也垮台了,我被介绍去《文汇报》写了两年文章。我和其他的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写作组,每个月出一篇大文章,一共出了二十多篇。1978年上海财经学院复校,我就回到了母校任教,1984年调到人民银行,那时已经58周岁了。
  问:其他同学也有不少留校任教吗?
  答:不是的。1958年前学生的工作都是国家统一分配,只有1951年毕业的,就是我们班基本留在上海。下面几级的许多班同学都分到外地工作,如新疆、黑龙江、吉林。我在银行工作时,曾经去过新疆,新疆当地有二三十个财经学院的毕业生来迎接我,这些人现在都成了栋梁之材,其中职位最高的有省委副书记、兵团司令员,中等的有财政厅厅长、新疆财经学院副院长等。还有一次去吉林,吉林长春第一汽车制造的厂长、总经济师都是上海财大的毕业生。所以上海财大当时的毕业生在外面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当时的几所财经院校,比如江西财经学院、安徽财贸学院、吉林财贸学院等,包括暨南大学的商学院,都有我们的学生在那里任教,支持他们的发展。
  问:据我们了解,您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任过职,当时人行主要有哪些业务?您主要负责什么?
  答:人民银行的业务比较广泛:既要宏观控制,又要金融改革。这时保险公司已经恢复,就是现在的人保;工农中建四大行当时有了,可都算不上商业银行。我被调到人民银行时,工作侧重两大块,一是把四大行做成商业银行,二是积极筹集信用市场,所以就筹集了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资本市场。由于当时黄金市场还不太具备条件,所以黄金市场虽然有了方案,却没有建设完成。在人民银行的十年时间,我主要就是做了这两件事情。为什么能这样做呢?是因为专业基础好。我们读书的时候读过金融市场等,这门课包括了许多市场经济的内容,学习基础广泛,就比较容易解决问题。
  当时的工农中建为什么叫专业银行?因为他们的业务都是存放汇,就是存款、放款、外汇,区别在于工商银行针对城市,农业银行针对农村,中国银行针对外汇,而建设银行针对基建。所谓的专业是领域不同,而不是业务不同,业务都是存放汇,这就代表它是商业银行。那时候没有市场,商品市场都没有,更何谈金融市场。
  既然中央决定要创立商品经济,那么没有一个金融市场是不可能搞市场经济了,因为往往是金融市场来领导整个国家的市场经济。面对这种情况,在财大打下的深厚而广泛的知识基础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对于以后的工作有着直接的关系。另外我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不光有学校的经历,还有很多在农村工作的经历。1958年到1978年这二十年间,我在农村呆了十年多。最早是被市委调过去,去解决宝山县的工程,当了一年的生产大队支部书记,后来又做了两年的水利工程,又到黑龙江插队落户呆了六年,所以对实际经济状况比较了解。实际工作经验丰富,在具体工作的时候也容易得心应手。
  问:感觉您做的事情在当时还是有一定挑战的吧?
  答:还好,我做的工作在我看来都谈不上困难,困难的还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证券交易所到底是社会主义的产物还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假如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实施;假如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那就不能去实施。姓“社”姓“资”的论述,在当时比较多。但我觉得证券交易所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根据唯物史观指出,资本主义可以跨越,但是商品经济不能跨越,无论哪个社会形态都要有商品经济。当时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到上海来参观之后,就跟我讲说:“老龚啊,你不要搞这些东西,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当着我的面让我不要参与创办证交所。我们请香港证券界的人到上海来,请他们对于如何组建交易所提建议,我记得当时香港证券交易所的总经理,见到朱镕基头一句话就是讲:“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你搞这个干啥?”朱镕基也很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不展开,今天我们就谈建立交易所的制度问题。
  问:要办交易所这样一个中国全新的事物,有没有思想压力呢?
  答:要去办资本主义的东西,对自己的思想压力当然就大了。所以在1989年12月2号,市委开扩大会议,朱镕基就问我们三个人,一个是我前任的行长,也是上海财大的毕业生,他说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建立证券交易所经济意义不大,政治意义大。第二个就问我的看法,我说,现在筹集证券交易所条件还不太具备,最好等到有一百家公司实行股份制,其中有五十家可以上市,那么这个交易所就可以办起来了,现在就三、五家公司怎么能成立一个证券交易所呢?第三个同志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成立了再说。他的这个态度我到现在都是不赞同的。朱镕基当场就劝说我们不要怕,假如这个事情出了问题的话,他和刘鸿儒(当时人民银行总行的副行长)负责。
  我们当时心理压力极大。不过下面的很多人都是拥护创办证券交易所的。上海在解放前有老的证券交易所,一些老同志为我们提供资料让我们去准备筹办。应当讲交易所的创办功劳是非常大的,我只讲两个方面,从我们学科来讲,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听说人民银行总行要发给我终身成就奖,就是因为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另一方面,从筹集资金来讲,解决了我们资金的一个大问题,通过交易所筹集到了大量的资金,满足了实体经济的需求;从就业来讲,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证券公司、金融公司、期货公司,这些公司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经济导报》上连载过建国以来不应该忘掉的100件大事,比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两弹一星等等,其中也包括了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我写过一篇文章介绍此事,占了整整一个版面。
  当时我的顾虑比较多,怕证券交易所对一些人刺激太大,引起反对。在考虑证券交易所的英文名字我颇费思量,因为正常的英文名是Stock9Exchange,我说我们不要写Stock,我们用Security,这就不单单是股票,而是证券,所以一开始它的英文名是 Shanghai9Security9Ex-change。后来从外白渡桥搬到浦东时才改成Stock9Exchange。我向汪道涵汇报时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交易所是积极准备,水到渠成———要做好前期准备再去创办,不要强行开办,条件不具备的话反而会形成空市。
  具体筹办交易所的是我们另一个校友尉文渊。我建议尉文渊用手势语言,就像过去东京交易所、纽约交易所等的运作方式,因为手势语言能使交易过程更加热闹,气氛比较好,这是电脑排队远不能及的。后来也试过,但最终没有成功,因为大家不会打手势,影响了正常的交易。我建议尉文渊选址必须选外滩,因为当时上海的金融中心在外滩。其他的一切细节都是尉文渊负责的,他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大力帮助。比如我们当时要装电话,但没有得到回应,最后是吴邦国帮助解决的。还有很多具体工作由黄菊和朱镕基帮助解决的。
  问:除了制度准备、英文名称和交易手势,还面对其他方面的问题吗?
  答:除了我说的意识形态的困难,还有一个困难我在《经济导报》发表的文章中也提到,就是上海、深圳、北京,究竟由哪座城市来筹建交易所。深圳当时要办证券交易所,但必须经过人民银行总行批示才能建交易所。深圳在筹备的过程中并没有请示总行,只是市政府在拼命做准备。后来我们是1990年12月19日成立,深圳在第二年的4月成立。北京有一批高干子弟当时也在筹集交易所,那些参与筹备的人都是留美回来的学生,方案合理。当时上海市政府的目标是将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而交易所的筹建是一个重要内容。于是我们就向他们承诺,如果他们来上海共同创办证交所将受到热烈欢迎,户口和工作都由上海市政府解决。几经努力,北京方面放弃了筹办交易所的计划。
  问:您作为上海财大成长的见证者,也是过来人,对财大的办学有什么建议?
  答:关于如何将上海财大办得更好,我的几点建议是:一是一定要宽口径,专业口径要宽,不能过窄;二是基础一定要厚,不能书读的过少;三是要注重实践,理论联系实际,要讲理论知识和社会实际相结合。比如我赞成凯恩斯主义,我在上海的设计金融制度都是根据凯恩斯理论来设计的,这就是理论结合实际。我再送你们几个字吧!
  问:好的,多谢您挥毫泼墨,送给我们“宽口径,厚基础,重实践,为重建上海金融中心而努力学习”的二十三个字,我们会把这几句话牢记在心,也会付诸实践。最后,我们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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