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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慰先:这位曾被毛主席接见的老人,
留下了这样一笔“南医宝藏”







  他说:“勤奋一点,诚实一点,诚恳一点,谦虚一点,宽容一点。”这五个“一点”,是我校病原生物学系代代传承的人生和工作态度。
  他曾带领过的这个团队中,有9位获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由此奠定了我校寄生虫学专业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入师门至今55年,受用不浅。”吴观陵教授说。
  “他的精神,我学了70余年,也将享用一生。”他的长子说。
  他是我国现代寄生虫学的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之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遴选的首批博士生导师、原我校基础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室的主任赵慰先教授。
  12月20日,我校举行纪念赵慰先教授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感恩他为南医人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传给学生,再传给学生的学生“他尊重别人。”
  “我怀念我的老师。”赵老的学生、原我校副校长吴观陵教授回忆,赵教授总是在不断学习,他常说“谦虚一点、宽容一点”,“他经常在看到别人的文章里有不懂的地方时,就写上‘请吴观陵同志评、阅’。”
  在吴观陵的眼中,赵教授在任何时候都很尊重他人。“有一次课题组讨论问题,我当时年轻,引经据典,站起来手舞足蹈,赵教授坐在一旁,一言不发。”会后,师徒俩一起回家的路上,赵老才跟吴观陵说:今天你发言讲得很好,但我没表态。与会人很多年资比你高,也许他们会接受你在学术上的观点,但不一定会接受你表达的方式。”“他教会我尊重别人。”吴观陵说。
  “他非常敏锐。”
  吴教授回忆,寄生虫学在过去是一门以动物学为基础的学科。“上世纪50年代,赵教授提出,作为一门医学基础课程,必须符合医学教育需要。于是他把寄生虫学的研究方法从简单描述流行病学,向免疫学方向推进。我读研究生时的课题是免疫学,在全国其他医学院校还尚未开展免疫学研究和授课时,我们就已经在做了。”
  “他会学。”
  “赵教授教会我梳理、整合、凝炼。”吴观陵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开展政治学习,小组长在读完大篇幅的社论后,请赵教授先发言,“他立刻谈了这篇社论的主题、分为几节、每节的重点在哪里。这种迅速整理凝炼的本来是一种会学的本事。”
  “我跟随老师时他45岁,如今55年过去了,我已年届七旬,但赵教授的教诲令我受益至今。”
  “希望通过我的口述,将赵教授的精神传给我的后生,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团队中曾经有一位国内非常著名的医学教育家和人体寄生虫学家。”
  “他非常敬业。”
  “1997年4月初,赵教授生病,是我和另一位同学送他去的医院,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可躺在病床上,他还在关心我们的学业情况和毕业论文进度。”赵老的学生、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党委书记吴忠道也一直记得老师的关怀。
  “1997年4月14日,赵教授离开了我们,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一直都在鼓励着我。”
  “他留下一部‘传世经典’。”
  “我进入病原生物学系拜吴观陵教授为师时是1998年,无缘和赵先生相见,但对于我老师的恩师,且跟随洪式闾教授在我校寄生虫学创建和发展中做出重要贡献的赵先生,我一直非常膜拜。从读研至今,我未曾离开过学系,时时刻刻受到赵先生传承下来的精神的感召和鼓舞。”作为 “后生”,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主任季旻珺说。
  1983年,赵慰先教授主编的200万字大型参考书《人体寄生虫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该书在海峡两岸具有广泛的影响力,1996年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后由吴观陵教授接任主编的《人体寄生虫学》第四版(2013年)被评为 “国家新闻广播总署十二五重点出版物”。“这套寄生虫学界的经典传承之作,在序的部分一直保留有赵先生的照片。”
  2015年,病原生物学系完成整体搬迁。季旻珺说:“整理学系的旧书,看到一本本书上面盖有一个个公章时,赫然发现寄生虫学专业的历史贯穿着南京医科大学的发展史,许多书上至今还有赵先生的笔迹,有些页面上备有赵先生做的记录。虽未曾谋面,但见字如见人,非常亲切。”
  “他朴素、严谨。”
  “赵教授有一次去湖南血防所讲学,谢绝对方接站,自己前往。他到达时是清晨,该所还未上班,他就坐在路边等候。”原基础医学院院长朱昌亮回忆。
  《人体寄生虫学》第二版出版时赵老年事已高,所以不能像之前一样有充足的精力一字一句地校对,出版后他发现其中有一些错误,于是一家一家地寄出更正后的勘误。
  朱昌亮说:“赵教授当时很痛心地说:我对不住大家。”
  “他为南医留下许多‘第一’。”
  “赵慰先教授在国家、学校和学院发展的不同时期做出了杰出贡献。”基础医学院党委书记陈琳说:“他是学校、学院历史上招收的第一位研究生,是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是十一届三全会后基础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室的首位主任,是学校和学院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他还主编了我国第一部《人体寄生虫学》专著。”
  传给孩子,再传给孩子的孩子一门英才赵慰先、金锦仁教授夫妻育有子女五人。长子赵正平,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副总经理、博士生导师;次子赵曙东,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三子赵树平,美国休斯敦国家癌症研究中心研究员;长女赵晴初,原中科院合肥研究分院研究员;次女赵丽初,原中信银行南京分行支行行长、江苏新业集团审计总监。
  一锅“神仙汤”
  赵正平忆及父亲曾给他的谆谆教诲,潸然泪下。
  “三年困难时期,因为饭无油水,菜稀饭能顶的时间也不长,备课和学习的一家人到晚上九、十点钟就饥肠辘辘。父亲就去厨房烧一锅‘神仙汤’:在煮开的白水里倒点酱油,用筷子再沾点油加进去,一家人像神仙一样喝了汤以压压饥,继续备课和学习。”
  父亲也常教给他做人的道理:“记得我大学毕业时,赶到农场看望父母,身处‘牛棚’的父亲,瘦削的脸庞已无昔日的光彩,唯有明亮的双眼中透出坚毅和从容的光亮,谆谆告诫我,做人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在他的记忆中,父亲胸怀满腔的爱国情怀。抗战时期,正在英国留学的父亲得知自己的胞弟牺牲的消息,“放弃优厚的工作环境,毅然归国,报效祖国,成为我国血防战线上的一名战士和专家”。
  父亲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已让我学习了七十余年,也将享用一生”。赵正平说。
  一个被书压弯的藤条书架“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在峨嵋岭的南医大院里度过的。”赵老的孙子赵飞现任我校一附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记得爷爷奶奶的书房里看到成堆的卡片,密密麻麻地写着中英文。后来学医,才知道这其实是读书笔记,是阅读文献后的记录、注释,还包括一些不会的英文单词。”
  “记录卡片的时间应该是爷爷奶奶60岁的时候,他们这个年纪仍然在坚持阅读国外文献,追踪医学的最新进展。当时没有电脑也没有网络、图书馆,他们接触最新的文献只能通过书籍和期刊,看完后,用卡片记录下来,他们把这些卡片都视为珍宝,每天都会拿出来看看然后再按顺序摆放整齐。”
  赵飞记得,爷爷奶奶家里靠墙摆放着一排书架,“一个是木制的,一个是藤条编的,因为书太多,那个藤条书架已经被压弯了。”
  “有一天我发现了一本人体解剖学,好奇地翻开书页,却被书里的图片吓到了。爷爷当时安慰我的话是:你要是以后能当医生就不会再害怕了。”
  “一个有担当的人!”
  “十八岁,我如愿地进入南医大学习,爷爷奶奶非常高兴。和课业成绩相比,他们更看重我的品格,爷爷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应该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要做一个真正有担当的人。’”“沧海一滴水,奉献与追求。”
  “我们纪念赵老,就是要纪念每一个对教育事业无限忠诚、无私奉献的育人楷模;纪念每一个对学术心怀敬畏,踏实肯干的科学先锋;纪念每一个在艰苦岁月里保持了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校党委书记王长青总结说。
  “我期待着学校师生将老一辈南医人铸就的人性光辉和人格温度转化为文化力量,携手前行;也期待着有更多南医人将其个人生涯与历史的嬗变、时代的进步融汇到一起,投身于健康中国和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
  犹记蜀中事,如今已白头。
  天上晴或雨,人间喜和忧。
  何须计成败,不必议春秋。
  沧海一滴水,奉献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