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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举债求学”,港校婉拒了什么

    时值溽暑,又一轮高招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相比较于内地高校间激烈的生源争夺,香港的几所大学则显得从容镇定得多。

    7月8日,《新快报》以《多所香港高校呼吁内地考生不宜举债求学》为题,向公众传递了这样的信息:港大中国事务处副总监黎慧霞说,“我们学校今年在内地录取约300人,只有30个左右的全额奖学金。这意味着绝大多数考生需要自费赴港读书。”目前,香港大学每年的学费为10万港元,加上生活费后每年费用为14万—15万港元,“我们都会劝学生和家长算一算是否可以负担这个费用,不鼓励借贷来读书”。

    港校的态度非常鲜明,没有60万以上的身家,劝君莫入。当前内地普通家庭的收入水平人所尽知。因此,从表面上看,港校是以直白明了的经济指标、以曾一度被我们斥之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拒绝了绝大多数内地考生的港式求学梦。但深层次里如果稍作思考,我们不如说港校所婉言拒绝的是商业文明日益发展、高等教育日益普及的背景下,不成熟、非理性的高等教育观。

   对民众来讲,港校不宜举债而求,举债而求内地高校同样也应三思

    时至今日,不得不承认,老祖宗留下的那句话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仍然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在相当深刻的程度上支配着民众的教育观,尤其是高等教育观。然而,这句话在有意无意间,给民众灌输的却是一个生硬而失灵的读书“死理儿”,而不是求学要学以致用的真理。

    中国恢复高考恰逾三十年。三十年前,高等教育在整个中国社会里确实是“高”不可攀。三十年间,尤其是前十五年里,有幸接受高等教育并普遍因此而“受益”的那几代人,更是将“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心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今天,当见证了这一历程的那几代人面临着子女的高等教育问题时,不由他们不把祖宗观点发扬光大,产生盲目冲动的不成熟、非理性行为。

    为何不成熟、非理性?岂不知今天的经济社会文化之发展,岂是改革之初的十几二十年?岂不知今天的高等教育,岂是寥寥数人的幸运天堂?岂不知今天的“知识”之内涵与功能,早已演变多端?

    今天,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高等教育已经被拉下神坛,上大学绝对早已不等于一步登天。它和当前很多需要我们客观冷静地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一样,需要我们在各种关系中权衡利弊而理性选择。

    当港校能直言不讳把经济指标列为入读该校的先决条件之一时,作为内地选择学校的考生,同样有理由、有必要全面思考。思考什么?思考上大学何以学以致用。

      对高校来说,让人举债而求的内地高校应该更具回报投资的“卖点”

       根据有关方面公布的调查结果,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总体比例在20%左右,其中特别困难的学生占8%-10%。由于我国普通家庭的收入水平总体较低,在教育成本日益增加、教育负担日益加重的形势下,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教育的投资意义就更加凸显。也就是说,民众勒紧裤腰带也要供子女上大学的动力在于期望教育投资能带来回报。

    作为高校来讲,当衡量其办学水平的依据越来越具“投资经济性”的味道时,不管其自身是否情愿,高校都得坦然面对。每一所高校,都应该想法设法强化自身回报民众教育投资的“卖点”,否则,高校迟早会变成“读书无用论”的发源地。“读书无用论”之风行,错误岂是总在民众一方?

    还是来自香港的高校带来的一个启示。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不久前曾提到:大学最基本的责任就是培养一个人在全球化的世界里面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和好的工作。不难理解,相比较于国内依然有很多学校在想方设法故弄玄虚的行径,刘遵义校长的提法岂不是更加以人为本,更加恰当得体?

    十七大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大国的重要目标。在国内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日益深入的今天,高等教育在建设人力资源大国的过程中,应当积极放下架子、调整角色,解放思想、强化功能。

    高等教育之高,不是自命不凡之高。高校同样需要面对兴废存亡的问题,同样有能被人评价高低的“软肋”。

    高等教育应该主动适应形势,调整角色,正视自身服务社会的本质。高校决不是立个大旗,就能招来世人无理由的朝拜的庙堂。

    高等教育更须解放思想。高等教育在市场经济中应该以更加开放积极的胸怀迎接商业文明时代的到来。用经济指标来衡量教育的得失,无论对学生还是学校,都是一种进步。我们赞同港校开诚布公地准确传递信息。相反,那种顽固地故作清高地认为教育、学术与商业无关的观点,那种为利益化的行为遮遮掩掩的做法,才是逆时代而行的。

    总之,港校学费门槛“婉拒”内地考生,其实为我们提供了审慎思考当代高等教育的价值与意义的契机。无论是学生还是学校,乃至教育管理层,只有客观冷静地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教育资源才能得到充分利用,学生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大可能性地保障,教育的社会效果才能得到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