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重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学者。他的杰出之处，在于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渊博，入木三分、精当独到的学术见地，既与时俱进又一以贯之的学者风骨和自强不息、敬业奉献的爱国情怀。先生对西方乔叟研究领域的历史传承、研究动态、研究手段、研究成果和该领域日后的研究发展趋势悉数于胸，却坚定不移地以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深厚的文化底蕴、锐利的眼光，游刃有余于中西学术之中。一解放后，方重先生自觉地以一个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大胆突破，勇于创新，在有关“乔叟创作生涯三个阶段”的重新评价等方面，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获得了国内外乔叟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可。
　　学习和从事外文语文教学和研究的中国学生和学者最容易出现的一个短板，是对本国的灿烂文化、优秀文学作品和文化传统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这个方面，方重先生为后来的学者做出了一个榜样。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留学美国学习英美文学，但他的博士论文和他第一篇用中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却是《18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文中，他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透彻理解和精辟的见解，对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文学详尽的梳理和极具见地的分析，以及对所论所述的精辟断言跃然纸上。其间洋溢的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读来令人眼前一亮，并为之振奋。二上世纪40年代，方重先生受邀赴英国从事乔叟研究期间的另一个重要研究成果，是上世纪80年代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陶渊明诗文选译》的部分译稿。一个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的学者，对自己本国的灿烂文化如此热忱，并任凭岁月的变迁与人生的起伏，坚持数十年如一日，此中所寓，值得学术后辈们深思。
　　方重先生在英美学习和研究外国文学的同时，时时心系祖国，不遗余力地向世界宣传和译介我华夏辉煌的文化。他身上折射出的这种炽热的爱国情怀，当是我辈学人的楷模。如今，我国学者在外语教学及其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时，外语教学领域和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功利主义、形式主义、随流从众、盲目追热逐冷的倾向，以及外语教学领域中教学与科研关系本末倒置的苗头似有抬头。在这种形势下，重温方重先生的为学之道、为人之道和为师之道，对于我们如何在新的形势下继续保持一个中国教育工作者的本色，具有很好的警示作用。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书店觅书时偶然得知方重先生的名字至今，转眼已过去了30多个年头。期间，我已将早年阅读和研究乔叟，从一个业余爱好逐渐地转为了自己教书之余所钟爱的学术研究事业。在这个过程中，我从方重先生的译作和著作中得到的教益和启示，远远越出了书本，让我终身受益。三作为学者，方重先生一生兢兢业业，矢志不移，在乔叟研究领域取得举止瞩目的成就；作为一名人民教师，他甘为园丁，教书育人，为上外独具特色的英语教学传统的建立和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不仅向中国读者译介乔叟、莎士比亚，还致力于向西方读者译介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方重先生的一生能在上述三个领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源于他宽阔的学术视野、高雅的学术品位、科学的学术精神和一个中国学者肩负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沉的历史使命感和真挚的民族自豪感。
　　这些年来，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在上外法学院，还是身在哈佛大学英语系，我时常都会想：虽然方重先生早已远离我们而去，但他留下的丰富精神遗产，是上外等外语类院校师生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后辈认真学习并加以继承。
　　时代在发展，观念在更新，然而对于素有“人类心灵工程师”称号的“园丁”来说，全心全意地为学生服务这一人民教师的天职，决不应在市场经济和“学术至上”等西方不良影响的冲击下受到任何形式的“冠冕堂皇”的质疑与挑战。如今，社会的发展为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但同时，我们必须肩负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责任与使命也在与日俱增。身为教师，当任重而道远。
　　这些年来，每当翻阅方重先生的著作和译作，都能从中感受到先生作为教师和学者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教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既体现在教师的日常教学工作上，也同样体现在教师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因为人文学科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关联性。文学作品中的意识形态表露自不待言，文学评论更是如此。透过看似平静的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学者通过褒贬抑扬，或通过选取遗弃所显露出的价值诉求。四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外国文学研究的学科立场与研究者立场的探讨日渐消退。与此同时，由于受科学主义的蒙蔽，这一时期以来我国学术界时有将外国文学作品看作是对纯客观的、脱离于社会之外的个人生活经历的研究倾向，而主动忽略了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中必然赋予的一种意识形态的人为建构性。文学的世界当是一个主体多元、价值诉求各异的世界。在这个多元而精彩的世界中，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者以怎样的视角分析问题，充当哪个主体的“代言人”，为谁说话，这是我们现在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眼下，西方基于其历史和文化建立起来的学术研究体系、研究手段、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正大规模地引入国内。这本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可以藉此了解国外学术界的最新研究动态、研究方法及其策略。然而问题是，本应视为一般了解的内容，现在却受到不少国内学者的过度追捧，其中不少西方时髦的、或已经过了时的研究视角竟然被原原本本地照搬进来。更有甚者，某些兴盛于西方却于我不宜的“学术成果”，不乏对我国的学术传统与文化传统具有显见的侵蚀乃至颠覆作用，然而它们却打着“纯学术”的旗帜，以其夺人眼目的包装，巧妙地绕过了意识形态的壁垒，全方位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占据了我们的课堂。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我们更有必要学习和继承方重先生对西方文化敏锐的辨别力、洞察良莠的判断力和不计利钝、不易操守的学术品德，以力避学术研究中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形式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
　　自上世纪90年代从教以来，无论是在课堂教学实践中，还是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我都在努力地实现一名人民教师的崇高理想和光荣职责，期间做出过一点成绩，也遇到过不少困难，甚至招致过一些非议。尤其是在英美文学研究工作中如何积极地借鉴西方优秀的学术传统、如何自觉抵御来自西方的种种糟粕和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中国学者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如何继承、发扬与光大新中国诞生后我国学者创建的独立自主的学术研究体系及其基本的价值观等几个方面，困难最大，有时甚觉阻力重重。但我从未气馁，也从未丧失信心，因为，在我的心中有一盏灯，一盏不灭的明灯。
　　（作者：上外法学院副教授，现任匈牙利塞格德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