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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情以动以通性灵——袁枚性灵说与性灵诗

作者:整理:文学院 李思萌    来源:《山东大学报》      发布时间:2017-10-11 00:00    浏览量:0


  山东师范大学石玲教授做客文学生活馆,介绍了清代诗人袁枚,并深入解读其性灵说与性灵诗。
  晚清林钧在《樵隐诗话》中说:“国朝著作家奚啻数千,而其脍炙人口者,在诗话惟《随园》,在文章惟《聊斋》,在小说惟《红楼梦》,三部而已。”将《随园诗话》与《聊斋》《红楼》比肩而语。与他同时代的古文大家姚鼐作《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君古文、四六体,皆能自发其思,通乎古法。于为诗,尤纵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达者,悉为达之,士多仿其体。故《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可见袁枚在当时影响之大。袁枚自称,他的作品“自有腐儒替吾注”。随着对袁枚认识的加深,石玲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人物。石玲说,或许可以质疑袁枚的经典性,但不能忽视他的创造性和独特性!袁枚性灵说和性灵诗的意义就在于他对个人存在意义的叩问与思考。
  一、袁枚其人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又作存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仓山叟、随园老人,有时自称袁丝,世称随园先生,因曾入翰林,人亦称袁简斋太史。祖籍浙江慈溪,出生于浙江钱塘(今杭州)。
  袁枚一生洒脱、自在。姚鼐在《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中写道:“世谓百余年来,极山水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袁枚在《所好轩记》一文中归纳了自己的主要爱好:“袁子好味,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
  袁枚的生活时代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非常接近,但生平资料的保存却有天壤之别,曹氏本人的资料很少,而袁枚的生平资料却特别齐备。清代同治年间,有方濬师的《随园先生年谱》;20世纪20年代有杨鸿烈《袁枚评传》,其中也有“年谱”一章,几占全书一半的分量;20世纪80年代又有傅毓衡《袁枚年谱》。石玲选择影响袁枚性格、观念、文学创作的一些方面予以重点关注。
  1、“窭人子”
  清康熙五十五年袁枚出生于钱塘大树巷一个贫寒的书香门第之家。《随园诗话》中有“自惭窭人子”之说。袁枚小时家境贫寒,经济来源有两条途径:父亲做幕僚的收入和母亲的十指劳作。母亲即使辛勤劳作、甚至变卖首饰衣物,还是不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由于家境贫寒,袁枚少时爱书如命,却又无力购买。袁枚是在物质上的贫困与感情上的富有中成长的。其一,他生活在宽松的环境中,祖母宠纵、母亲呵护、姑母照顾,使他的个性得到自由、健康的发展,在思维上没有多少条条框框的约束。其二,他在女性环绕中长成,受女性影响比较大。当时妇女没有在社会舞台上表现的机会,因而士人中存在的社会话语与私人话语的矛盾或割裂的状态,在她们的身上几乎不存在,袁枚的“理足口即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见出这种影响的痕迹。其三,他在孩提时代即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大热情和强烈认同感。袁枚对文学的选择,从一开始就是自由意志的体现,没有多少功利的动机。
  心理学家认为,幼儿期的体验对性格的形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袁枚一空依傍、天马行空的思维方式、以独特的视角审视历史与人生、某些进步的妇女观、从官场这个独特男性群体淡出和他最终成为一个文学家,都与他的素质和生长环境密不可分。
  2、第一次远行到广西1735年袁枚考取乡试资格,要等两年后才能应考乡试。在此期间幸得友人柴耕南之兄柴东升的资助得以赴广西桂林省视叔父袁鸿。因为这一次远游,给了他一个展现才华的机会,改写了袁枚的人生轨迹。
  如果说在此之前袁枚只是读万卷书的话,这一次则是行万里路:钱塘江两岸的绮丽风光、风浪大作的彭蠡湖、秀美的湘江,长沙、巴陵、萍乡……他饱览名胜,寻访古迹。广西之行,袁枚不仅饱览名山大川、名胜古迹,更为重要的是,在金鉷府中一挥而就的《铜鼓赋》,为他赢得了声名,也赢得了赴京师应博学鸿词试的机会,为自己赢得了自信。这对于一个21岁的年轻人来说很重要。
  3、北上京师:博学鸿词报罢·中进士·入翰林1738年秋天,二十三岁的袁枚中顺天戊午科乡试举人。第二年春天,二十四岁的袁枚通过殿试,考取进士。在同榜考取的三百人中名列第五,即入翰林,旋改庶吉士少年得志的袁枚此时充满激情与自豪,正如他在诗中所写:
  “十二举茂才,二十试明光,廿三登乡荐,廿四贡玉堂。”“尔时意气凌八表,海水未许人窥量。”志得意满的袁枚对前途充满希望与信心。是年袁枚乞假归杭州,迎娶王氏。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两大赏心乐事,先后降临在年轻的袁枚身上。这是袁枚一生中最为得意、畅快的日子。
  三年学习期满,依照惯例举行散馆考试,袁枚的满文成绩列入下等,被外放江南为知县。现实的巨大落差所引发的失落与不平,流露于袁枚诗作之中。“顷刻人天隔两重,难从宦海问前因”。在“人尽惜”声中,袁枚心中怀才不遇、大材小用的自惜之情许久不得消解。这种经历对于诗人来说,却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袁枚受到高度评价的七律诗作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也正是此时的诗作为他赢得了诗坛上的声誉。
  4、外放江南与辞官袁枚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京师,出任溧水县令,从其“才子合从三楚谪,美人愁向六朝生”的诗句可以看出,他已完全以谪官自居了。这一时期袁枚胶着于世俗生活,尝尽循吏甘苦,是他一生中最为忙碌的时期。
  袁枚既不愿敷衍塞责,愚弄百姓,又不喜欢屈尊奉迎,平庸琐细的俗吏生涯,与袁枚的生命价值观格格不入;而“受戒僧”式的生活方式,与袁枚酷爱自由的个性抵触很大。最终他主动告别官场,从中抽身而出。乾隆十四年(1749),三十四岁的袁枚正式辞官,市隐于此前一年购得的随园。
  袁枚为什么出资购置一处破败的荒园?他是想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建筑“有我”之境。从这个意义上说,袁枚从购园的主观动机,到日后对园林的步步经营,无不体现着他的良苦用心。
  袁枚得到此园后,心中十分高兴,他为随园写诗作文,兴奋溢于言表,“使吾官于此,则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则日日至焉。两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园者也。”在做官与园居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是对人生道路的自觉选择。“一旦放华山,此身为我有。”袁枚感到一身的轻松。既是“适我”,既然冲出樊笼,“我”为我所有,那么,“我”的选择必然体现其主观意志,这就是生命特质与生命价值观合而为一的文学之梦。“好诗难与官同做”,他由余事做诗人转为专心做诗人。
  应该说,在年轻得意之际,袁枚的志向决不仅仅是做一诗人,“立名最小是文章”。而在“自期必管乐,致君必尧汤”的幻想破灭之后,他的人生价值观随之发生了变化。他垂老之时写的《示儿》诗中,甚至鼓励儿子不必在意科举应试:“可晓儿翁用意深,不教应试只教吟。九州人尽知罗隐,不在《科名记》上寻。”已将个人的才情置于科举应试、仕途经济之上。
  二、袁枚生活的时代:“康乾盛世”
  袁枚生活在封建时代最后的一个盛世———“康乾盛世”。康熙中期开始,社会经济恢复、繁荣,一度受到严重摧残、在明代中叶开始绽发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18世纪重新顽强地生长起来。在“康乾盛世”,尤其是乾隆时期,封建时代的繁荣达到了极盛,社会的物质财富空前丰盈。
  这种情况影响的不仅是经济领域,甚至导致了价值体系的转换,成为个性思想再度滋生、繁衍的重要社会基础。在商品经济背景下,经济与人格的独立,使士人减少了对科举制度的依附,也减少了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
  《四库全书》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始修纂,考据之学盛行,就连富商大贾、皇室成员都要学几句考据的话。考据的思维方式是形而下的。袁枚认为,“文章家如飞兔流星,超山越海”,“考据家如缝人量布,经纪算帐,分毫尺寸,丝毫必争”。那个时代以亦步亦趋的考据和飞兔流星、超山越海的文学并存为特征。袁枚大声疾呼,考据和创作势同水火,完全是两种思维方式。
  考据盛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思维方式上趋细、趋实,而这种思维方式,一定程度上吞噬了人们的独创精神,进而吞噬了哲学,吞噬了诗性,造成了这一时期哲学的贫困、诗性的迷失。
  对诗歌而言,失去诗性思维、失去创造精神,其后果和影响是致命的。袁枚在《仿元遗山论诗》中评夫己氏(翁方纲)的诗歌创作时说道:“天涯有客号令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
  问题的关键在于,考据式的思维方式壅塞了诗人的创造力与领悟力,窒息了他们的灵性,灵心没有了,即使抄到或模拟到富有灵性的诗篇,也已经不解灵性了。
  18世纪是中国哲学的贫困时期,文学家承载了哲学家和思想家的使命。本时期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品如曹雪芹之《红楼梦》、吴敬梓之《儒林外史》以及袁枚之《随园诗话》等,都对社会问题以及人之存在意义做了深入思考。《儒林外史》对科举制度与士人关系的思考已经深入到制度层面,篇末“四大奇人”的出现体现出作者对生存方式的探寻;《红楼梦》对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的叩问,表现出对生存的高度自觉;《随园诗话》强烈的个性思想与自我意识是江南士人人生态度与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
  清代中叶性灵文学产生于江南地区性灵思潮涌动的背景之下。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吴敬梓以及袁枚等人,生活在相近的时空,都在南京生活过。性灵思想与性灵文学的倡导者几乎都是南方人。
  三、性灵说袁枚以性灵说著称于世。性灵思想是中国文学最率真、活跃、富有创造精神的一部分。先秦时期庄子学说中就已经出现性灵思想的萌芽(老庄)。根据学者的研究,考诸南北朝之前的中国本土文献,“性灵”一词尚无独立意义,“性灵”一词最早是作为思想史的范畴出现于南朝刘宋文帝时期的。其后,南朝梁代钟嵘将其引入诗歌批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认为阮籍的诗能“陶性灵,发幽思”。
  性灵文学思想形成“性灵说”是在晚明时期。在商品经济活跃、阳明心学等因素的推动之下,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公安派所倡导的“性灵说”无疑是清中叶性灵思潮的先导,但公安派要反拨的是明中叶以来的复古文学主张,表达的是叛逆色彩浓重的个性意识,“破”的意味更强。袁宏道言“世人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习气故也。”可以见出矫枉的力度。
  袁枚的“性灵说”不仅是文学主张,更是借助诗学来解决生存困惑。他的“性灵说”通常是被作为诗歌主张来看待的,不管是晚明公安派的性灵主张还是清中叶袁枚的性灵说,都是由文学家旗帜鲜明地提出来的。但在袁枚那里,性灵说在其最深的层面上具有思想史、哲学史的意义,在具象上表现为诗歌主张,袁枚性灵说是借助诗学来解决生存困惑的。所以,性灵说首先是一种价值观,一种生存的自觉意识,关乎人生题旨,承载了哲学的思考。
  袁枚巨大的思想成就早已受到中国思想史学者的关注和重视。蔡尚思认为,袁枚“首先是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至于文学家、诗人,只是次要的”,“其主次地位一直被颠倒”。朱荣泉的《随园诗说的研究序》认为,“在袁枚以前,历来论诗的,都偏重于诗的外形,而忽略了诗的内质。宋人论诗,多拘于词句;明人论诗,又宥于派别。即在清初极占势力的渔洋的‘神韵说’,亦不过在诗的音调风格上,加些发明而已。他如‘格调’、‘肌理’、‘声调’诸说,更把诗的形式,研究到牛角尖里去了。直到袁枚‘性灵说’出,诗的真生命才被发现。”
  考诸袁枚性灵说,“性情”是其理论的核心,同时又很强调灵机与灵趣,追求一个“灵”字,它既包括创作主体犹如源头活水的活跃思维状态,充满“灵机”“灵思”,也包括外化在诗歌表现上的灵动活脱。“性灵之说,不仅重视性情之真,同时十分强调艺术上的灵感作用”,“把真实的感受生动活泼地表现出来,这就是性灵说的真谛之所在”。
  在袁枚看来,“诗者,人之性情”“诗之必本乎性情也”,没有性情,就没有诗歌;而诗歌又是个人意志的书写,因而“性情”带有强烈的自我指向与个性特征:“诗,以言我之情也,故我欲为之则为之,我不欲为则不为”,“作诗不可以无我”。因为“诗者,各人之性情耳”,“凡作诗者,各有身分,亦各有心胸”,总之,非常强调表现自我之个性;同时,诗人的感情不仅要真切,还要强烈、沉挚。“情如雷如云,弥天塞地,迫不可遏”“诗,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诗情愈痴愈妙”。进而,能否自觉地、诗意地生存,就成为人的存在最重要、关键的问题。显然,在这里性灵说已经深入到人之存在意义的哲学层面。
  袁枚性灵说一反儒家学说重集体性、同一性的传统,极力鼓吹个性、注重自我,旗帜鲜明地标新立异,特别强调人的独立性,类似的表达比比皆是:“丈夫喜独立,各有精神强。”“我亦自立者,爱独不爱同。”甚至在读书的方式上也是立足于自我的:“我道古人文,宜读不宜仿。读则将彼来,仿乃以我往。面异斯为人,心异斯为文。横空一赤帜,始足张吾军。”
  因为袁枚非常关注“适我”的问题,因而自我的生存状态就显得格外重要:“不得行胸臆,头白亦为夭。苟得快须臾,童殇故已老。”可以清楚地看到,袁枚性灵说是一种哲学思考,这种思考聚焦个体生命,以张扬自我意志作为生命存在的追求与目标,其最大的特点是极力突出自我意志在生存中的主导地位与决定作用,人活着要“随”自己的心。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取决于生命时间的长短,而在于自主自觉支配的程度。如此强烈的自我意识,颠覆了传统士人的价值观念,与“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性灵说归根到底是基于生存自觉的人生价值观和生存态度。
  价值观的改变必然导致价值判断及行为方式的一系列改变,张扬自我的生存自觉导致了一种怀疑精神与叛逆态度。在袁枚那里,“六经虽读不全信,勘断姬孔追微茫”,对儒家经典持一种怀疑态度。为了“不负人间过一回”“此生原不算蹉跎”,坚守自己的意志,宁肯放弃做官,以三十四岁壮年作别官场,旨在拥有自己的生命:“心为身之主,身乃心之友。以主奉佳宾,陶然饮一斗。”
  那么,如何表现人之性情?袁枚强调灵机与灵趣,特别追求一个“灵”字,要让百句活,不让一字死!追求在味鲜、趣真、意新、出色中表现人之活生生的性灵。他借用宋代雪窦禅师之偈来描述这种灵动的状态,“一兔横身当古路,苍鹰一见便生擒。”“蛟龙生气尽,不如鼠横行”。
  袁枚所标榜的“性情”,关键在于寸心之“真”,“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求“真”、表现自我真性情的强烈诉求在性灵说那里得到集中体现。它与功名利禄无关,“但知有情,不知有名”。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是以《三百篇》称心而言,不著姓名,无意于诗之传,并无意于后人传我之诗。嘻!此其所以为至与!今之人,欲借此以见博学,竞声名,则误矣!”诗是表现自我、发抒怀抱的,不是卖弄学问、竞取功名的手段,带有鲜明的非功利指向。袁枚好友薛雪也在《一瓢诗话》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作诗非应举,何必就程式?热赶名场之人,岂有真诗好文?”
  文学关乎性情,基于没有性情就没有诗歌的认识,在袁枚看来,“古今同一局”,“性情”贯穿于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不因朝代、帝王年号的改变而改变:“诗分唐、宋,至今人犹恪守。不知诗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国号。人之性情,岂因国号而转移哉?”因此,“仰天但见有日月,摇笔便知无古今。……不如掩其朝代名姓只论诗”,人的性情是永恒的。显而易见,袁枚以性情统领文学史,具有一种穿透历史的大文学观。
  文学既然是自我“性情”的真实表达,或者如曹雪芹所说是“儿女之真情”的凝结,归根到底是人真实的生命体验,并在生命体验过程中追寻存在的意义。这是一个永恒的、根本的问题,贯穿文学发展的历史,具有历史穿透感。穿透历史的深刻正是中国十八世纪文学最鲜明的印记。
  袁枚性灵说不仅强调自我之“性情”,同时也肯定和尊重他人表达性情的权利。在袁枚看来,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性情,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性情,因而诗人没有地位高低、贵贱之分,就不应该有性别歧视。他能够平视女性,尊重女性(女弟子),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这些思想观念上的突破,根源于自我生存自觉以及对他人生存权利的尊重。
  袁枚性灵说受到江南诗性文化的哺育,在“求真”的同时,还追求“美”。江南的诗性文化与北方以政治伦理为基本结构的文化有着显著的不同,前者更注重人的自由意志与美学情趣,后者则更强调社会规范。
  性灵文学追求诗意的生存。袁枚亲自营造的随园则是他充满诗意的栖息地。正如有学者所言的,“中国园林,则是为了想象,它是人文气质的”,“他的环境是一种虚构,他的生活是一种哲学,他的宇宙是一个梦想。”“诗意生存”与生存自觉密不可分,在乾隆时期也具有一种时代风向意义。
  四、性灵诗袁枚从九岁开始作诗,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始终与诗歌有着不解之缘。从事诗歌创作长达七十余年,说他倾毕生之精力与心血进行诗歌创作,一点不过分。袁枚的生命与诗歌创作相依而存,诗歌是其生命的表现与寄托,生命在他的诗作中得以永驻。他本人对其诗作极为珍视,将其视为“神明”,甚至在病重之际,仍爱不释手,吟哦把玩。
  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小仓山房诗集》三十七卷、《小仓山房诗集补遗》两卷,共收入袁枚21岁至82岁六十余年间的诗作,计4480余首。实际上,袁枚诗歌的数量还远不止现存的这些。
  1、七律:专长独擅从袁枚的时代起,人们一致推重的是他的七言律诗。舒位在《瓶水斋诗集》甚至认为,袁枚是继杜少陵、李义山、陆放翁之后七律发展史上的第四个里程碑。舒位之所以将袁枚视为七律大家,是由于七律在袁枚的手中“又能一变”。“一变”变在何处呢?借用舒位的话,即“虽智巧所寓,亦风会攸关也”,才笔与智巧中不失传统风范是其突出的特征,因而能够独步一时。为袁枚赢得盛名的七律诗作,大都写于乾隆七年(1742),袁枚在散馆考试中满文成绩名列下等,被外放江南作知县之际,为他最初奠定诗坛地位就是《落花》(十五首)《改官白下留别诸同年》(四首)这些七律诗作。如他的《改官白下留别诸同年》:
  三年春梦玉堂空,珂马萧萧落叶中。生本粗才甘外吏,去犹忍泪为诸公。红兰委露天无意,黄鹄摹霜夜有风。莫向河粱频握手,古来沟水尚西东。
  顷刻人天隔两尘,难从宦海问前因。夕阳自照平台树,修竹谁栽小苑春。五月琴装催下吏,一时酒盏遍骚人。相看行李无他物,剩有蓬山雪满身。
  这组诗作于乾隆七年,袁枚外放江南的前夕。境遇的巨大变化,对于少年得志、对前程有极大预期的袁枚来说,不啻当头一棒。当年袁枚以进士第五名入翰林院,他的志向是“择官必将相,致身须唐虞”(《杂诗八首》),是“海水未许人窥量”(《子才子歌示庄念农》),怎甘心外放江南作一县吏!此时彼时的巨大落差激起了袁枚心头的波澜,他的不平、失落、伤感、茫然等等情绪交织在一起,化而为诗。
  第一首开头一联,营造了落叶萧萧的凄清气氛,这正是诗人自己凄凉的心理底色。而颔联中的一个“甘”字里,包含了多少的不甘与无奈!诗人的泪水又岂止只为离别几位同年朋友而流。即使沦落到外放的地步,诗人仍以“红兰委露天无意”来为天子解开脱,谁让你人在官场、对官场抱有幻想!
  然而心中到底是意难平,第二首不免流露出牢骚与内心的悲苦。顷刻间,人间天上隔若两尘,仕途之路是如此难以捉摸。袁枚所感到的只是心头的凄凉,科场报捷的声音似乎犹在耳畔,残酷的现实又降临他的身上。他用“夕阳自照平台树”的诗句,道出了自己的孤独与落寞。用“修竹谁栽小苑春”表现对所熟悉的景物的留恋之情。而外放已成定局之势,行将告别同年好友,踏上南行的路程,行李上落满了翰林院的雪花!
  再如《落花》,这组诗作于《改官白下留别诸同年》之后不久,诗人离开京师之前:
  江南有客惜年华,三月凭栏日易斜。春在东风原是梦,生非薄命不为花。仙云影散留香雨,故国台空剩馆娃。从古倾城好颜色,几枝零落在天涯。
  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智巧”的特色。诗中以落叶萧萧、人天两隔、夕阳远树等凄清景物,将心中的失意、不甘、孤独与落寞等曲折复杂的感情表现得丝丝入扣。诗人巧用意象,用笔布局亦很巧妙,其“运心灵”的才子之气最终还是落到七律意境的深沉与含蓄蕴藉上面。
  2、古体诗:天才发露袁枚的近体诗有不少佳作,但仅仅肯定袁枚近体诗的成就是不够的。袁枚的近体诗与古体诗体现着两种不同的美学特征,忽略了哪一个方而,都会影响对袁枚诗歌创作的全面把握。袁枚的古体诗作集中体现了他自由的个性,极能铺张其才子之才,灵感闪烁,激情奔放,是袁枚最具天才特色的作品。袁枚的古体诗更能体现才人之诗的特征。法国大百科全书称袁枚是清代最富有独创精神的人物之一,并非溢美之词。
  作为—个才子诗人,袁枚“一生心性爱疏狂”。在他看来,“诗人无才,不能役典籍运心灵”。他追求的是天才式的放浪。
  袁枚的古体诗值得注意,不仅是数量大,占袁枚现存诗作近十分之一,而且是袁枚个体生命特质的—种体现,充满创造性和天才性。
  袁枚之所以对古体诗情有独钟,是与其诗歌见解密不可分的。在他看来,“诗写性情,惟吾所适。……何以得—二韵约束为之?既约束,则不凑拍,既凑拍,安得有性情哉?庄子曰:‘忘足,履之适也’。余亦曰:‘忘韵,诗之适也’”。性情是诗歌的灵魂,不可以—二韵律约束为之。基于自身的创作实践,他认为“格律严而境界狭”,过分拘泥于格律,势必规限诗情的挥洒,只有“空诸一切,而后能以神气孤行”。古体诗具有更大的自由空间,袁枚说:“作古体诗,极迟不过两日,可得佳构;作近体诗,或竟十日不成—首。何也?盖古体地位宽余,可使才气卷轴”。可见,袁枚使用古体诗的形式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古体诗更易于施展才气,澎湃激荡的诗情,须突破近体诗的边幅,才能予以酣畅表现。
  袁枚的古体诗大都激情奔放.纵横迭宕,感情真挚,天籁自成,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腾空之笔,落想不凡,新奇眩目,诚足倾倒一世”(吴应和等《浙西六家诗抄》)。从表现内容上看,袁枚的古体诗多涉题咏险峻山川(《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观大龙湫作歌》《到石梁观瀑布》《登华顶作歌》)、慨叹民生疾苦(《苦灾行》《捕蝗曲》)、抒写自我怀抱(《子才子歌示庄念农》)、哀悼亡者(《哭阿良》)。这些作品,或汪洋恣肆,或慷慨激昂,或狂放不羁,或长歌当哭,大都激情澎湃,迭宕起伏,笔力雄健,一泻千里。它们有的灵感顿作、神思涌动,“天魔献舞,花雨弥空”;有的慷慨淋漓直抒胸臆;有的至情不文,至真不文,是心灵的坦露与独白,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3、其他诗作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马嵬》)水竹三分屋二分,满墙薜荔古苔纹。全家鸡犬分明在,世上遥看但绿云。(《春日杂诗》)诗人将瞬间所见、所闻、所为动态锁定,轻灵通脱。试想屋舍在流水与竹林之间,满墙的绿藤将其掩遮,分明听见家居的鸡犬之声,远远望去,却只见一片绿云,多么生动、鲜活!(整理:文学院 李思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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