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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乡村振兴战略与当代乡贤文化建设

作者:张丽军    来源:《山东师大报》      发布时间:2017-12-06 00:00    浏览量:0


  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一个关怀中国乡村未来发展的宏伟战略,是新世纪新文化语境下基于对中国国情、当代现实、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思考。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综合性工程,既涉及乡村发展振兴的硬件建设,又涉及乡村“文化软实力”的精神建设;乡村振兴战略是新世纪中华民族复兴总体目标的一个极为重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乃至是最为核心、最为艰难的任务。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在政策制度层面、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的同时,更应该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乡村文化传统的创新性建设和创造性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赓续中国乡村的乡贤文化、创造性发展新世纪乡贤文化是新世纪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乡土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具有“神经中枢”的独特价值和文化功能。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新世纪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重建的“根”与“魂”。“参赞天地之化育”、“郁郁乎文哉”,中华民族是一个高度重视文化的民族,强调以文化人、以文育人。高度发达的中国文明,是以农业文化为核心主体的农业文明模式。千百年来,中华文化的根源即在中国乡村。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可触可感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实有。赞美田园、歌颂故乡、书写农事,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从《诗经》开始,中国文化就有一个特别发达的中国田园诗与山水画的诗学传统,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发达的“乡土抒情诗人”群体、士农工商相和谐的社会伦理文化秩序。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帝力于我何有哉”,正是这种人与自然、士农工商相和谐的乡土中国大地,孕育出了千百年来“超稳定”的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文化和以乡贤、乡绅为文化核心的中国民间自治的社会传统。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唐朝《史通·杂述》记载:“郡书赤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明朝《宁夏志》专门列举了“乡贤”这类人物,建立乡贤祠。清代,基层不但建有乡贤祠,还把乡贤列入当地志书。乡贤文化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是探寻文化血脉,弘扬固有文化传统、凝聚乡土中国民间社会各阶层、实现乡村振兴的一种最重要“文化软实力”、最主要的精神文化力量。
  然而,晚清以来,随着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传统伦理文化、地方乡贤文化与民间自治的社会秩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描绘出了这种“差序格局”的伦理文化秩序及其内在局限性。而后,在观察社出版的《乡土重建》中,费孝通进一步阐述了这种受到侵蚀的、失血的、边缘化的中国乡村发展趋势。当代美国学者黄宗智则用“内卷化”的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理论来分析中国乡村近现代以来的不可挽救的衰败命运。
  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是以民主、科学、人权为内核的新文化启蒙运动,来打破腐朽的封建伦理文化的自我文化革新、文化启蒙与文化重建。现代文化重建是古老的乡土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重新建构。面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乡土中国国情,塑造具有现代文化精神意蕴的农民形象、建立以具有新文化思想意识的新乡贤群体,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以“文”化“人”、进行思想启蒙和文化重建的最重要艺术任务与精神使命。从严复、梁启超、李大钊到鲁迅、毛泽东、瞿秋白、彭湃、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革命仁人志士对乡土中国落伍原因探寻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农民能否成为具有现代文化人格主体的现代人,是乡土中国能否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实现文化重建、乡村振兴的最为关键因素。
  李大钊先生不仅最先把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中国知识界先驱者,而且还最早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认识中国农民、积极召唤中国“革命文学”的革命先驱者。1919年,李大钊发表了著名的《青年与农村》,提出“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李大钊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对中国农民在中国革命重要性的认识是极有见地的。1925年,李大钊发表《土地与农民》一文,指出“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1926年,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开宗明义地阐明了农民与中国革命的本质关系:“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如果说五四运动中的周作人发现了“人”,那么大革命运动中的毛泽东则发现了“中国农民”。对中国农民的发现,意义是极为深远的。这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认识,是对乡土中国现代化所独具的社会特性的深刻把握,标志着中国现代化政治视野对农民的真正发现。一条具有乡土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勾勒出了朦胧的振兴轨迹。
  正是对农民作为乡村振兴、乡土中国革命力量的新认识,带来中国社会各界、中国文学艺术对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新认识、新思想、新方法、新审美书写。在社会学领域,梁漱溟的以乡村振兴为目标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个突出代表。20年代初,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从传统文化本位出发分析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从中国人重视的家庭生活推演出伦理本位的新思想理念,认为西方现代思想文化涌入中国以后,使沿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崩溃,造成社会结构与书写文化双重失调,是近百年来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一观念是构成其后来乡村建设理论的核心理念。1923年,梁漱溟提出“农村立国”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主张“以农立国”、“从农业引发工业是我们翻身之路”,重建“乡约”,以新乡贤文化引领,走合作图存的道路。“中国人所谓乡约的补充构造”,这一源自中国传统乡贤文化的引领性乡村组织,是梁漱溟所构想的振兴中国乡村的新社会组织。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被迫中止了,但是为新世纪今天的乡村振兴战略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性启示。
  在文学领域,乡村振兴问题、乡土文学、农民形象,从来就是中国新文学审美书写与表现的中心命题,是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挥之不去的“文化乡愁”。鲁迅、叶圣陶、茅盾、台静农、叶紫、萧军、艾芜、沙汀、巴金、老舍、丁玲、周立波、赵树理等一批优秀的作家,不仅描述了封建文化旧乡贤的没落,而且塑造了一批具有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的新乡土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新乡贤形象,呈现出从古老的乡土中国到现代新中国的艰难蜕变过程。
  鲁迅在我们所熟知的“病中国”与“老中国儿女”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愚昧农民形象之外,也在《社戏》等作品中描绘了一个没有封建礼教文化荼毒的美好乡村与“六一公公”等淳朴农民形象,从而开创了乡土抒情小说的先河。沈从文以最后的挽歌来书写没有被现代性侵蚀的乡村,依然笼罩着一种“悲凉之雾”的美学基调。直至,延安文学时期的农民形象,从革命文学中的觉醒者开始成为革命的战士,进而锻炼为革命的英雄,最后成为翻身革命的土地新主人。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20世纪60年代前后,乡土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的乡村建设热潮,知识青年以一种新文化力量方式加入了这一建设运动。作家赵树理在给女儿公开信中鼓励女儿做一个有文化的农民。豫剧《朝阳沟》生动呈现了知识青年下乡的犹豫、挣扎与艰难的选择。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乡村振兴的艰巨与艰难性,以及这一任务的极端重要性。新时期文学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出现了《鲁班的子孙》《老霜的苦闷》《古船》《白鹿原》《君子梦》等众多关于乡土文化伦理与新乡贤形象的文学书写,从而为新世纪乡贤文化建设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精神文化资源。
  对于百年以来乡土中国文化中的乡贤文化及其文学世界中的乡贤形象,众多学者进行了较有成效的研究,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中的乡贤形象经历了从地主到恶霸劣绅,从文化、政治流氓到传统儒绅,再到乡村社会文化精英的审美演变。乡贤形象在创作形态上,即从文化层面的批判到政治层面的否定,最后作为正面形象出现或隐身于百年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之中。这一文学形象嬗变过程从正反、官方与民间、扁平和圆形等多方面、多维度构成了百年中国文学审美流变,也体现了百年中国数代作家创作思想观念上的新旧更替,为新世纪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一条关于个体与时代心灵史的、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特色的精神理念与文化实践路径。
  (作者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首届签约文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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