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派是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鲜活存在。对于先锋派，文学界一直强调其先锋性与先锋经验，但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教授在题为 《先锋派与传统性——当代小说艺术的潜在流变》的讲座中却以独特的眼光发现了自1980年代以来先锋派对传统的背离与回归。
　　一、“变革”从何而来传统的中国文学主要有两脉：第一脉是以《史记》为宗的史传传统，在这一传统下，成就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第二脉是戏剧、诗词之脉，成就了如《红楼梦》这样的文学经典。这两脉文学传统在中国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五四白话文运动打破了中国文言文的文学传统，西化并重塑了中国的语言系统，把西方文学（世界文学）大力引进，催生了五四新文学。在当时，这不仅是文学界的变革要求，也是时代的要求。然而，这也是传统与现代的深刻裂变。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也常常给中国文学界带来强烈震动，由此有了文学的代际问题，如 “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文学。现在的“90后”们，有多少人还能静下心来完完整整地读完 《红楼梦》？不过百年，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审美经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然而，在西方却并非如此，西方文学，尤其是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表现出一种超时间的性质。“西方浪漫主义的诗学，追求的是文学的绝对性，文学为上帝给予的，它具有神本体。”（陈晓明语）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把整个西方传统，列为莎士比亚的传统。即所有的后世作家，只有和莎士比亚决斗，他（她）才是伟大的作家。只有战胜莎士比亚，或者能够和莎士比亚对话，才能够称得上伟大。西方文学，如获诺贝尔奖的莫迪亚诺《暗店街》，在法国，8岁的孩子也读，80岁的老人也可以读。文学的审美经验、心理结构并不像中国那样有代际性。
　　因而陈晓明先生说，“中国文学的变革，总是要通过过去来实现。因为过去的文学本身没有依据，它在变革中寻找过渡性、替代性、暂时性的方案，所以我们的文学，总是处在一种变革的焦虑中，我们应当看到文学变革的实质与精神。因而在讨论先锋派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文学史的实质，看到当代文学发展的内在精神。在这样一个变革当中，我讲到了一个传统性的问题。我说的传统性，不是先锋派的产生、形成过程中的传统性，或者说是先锋派内含的传统性，与此相反，我要说的是，在先锋派的先锋性之中，我们也能够读出传统性。”
　　二、激进性与传统性任何变革都是对于传统的创新。先锋派呈现出很大的断裂性，但先锋派并非铁板一块，孤立于中国当代文学中。陈晓明先生引入了先锋派与传统性的视角，在先锋派的先锋性中读出了传统性。这种传统性在1980年代中国文坛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强烈冲击时，曾经被打破，被搁置，如刘索拉、徐星、马原、莫言的小说。但是当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魔幻主义传入中国后，文学界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被视作本土经验的乡村，也可以是先锋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一开始就既是现代主义，又是传统主义，由此形成了拉美后现代主义，一开始便呈现出与传统调和的姿态。本土乡村经验，构成了先锋与传统的内在关联。
　　1980年代的先锋派呈现出一种鲜明的主观化、抒情性、后悲剧的风格。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里，余占鳌在去杀死与母亲通奸的和尚之前，先到了父亲荒芜的墓地，那墓在梨园深处，满树雪白的梨花盛开着。当余占鳌从和尚的肋下拔出剑来时：“梨树上蓄积的大量雨水终于承受不住，扑簌簌落下，打在沙地上，几十片梨花瓣儿飘飘落地。梨树深处起了一阵清冷的小旋风，他记得那时他闻到了梨花的幽香……”
　　这是一段主观性极强的叙事，甚至不乏意识流的启发 （中国的意识流以王蒙先生为先驱）。试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杀死了与母亲通奸的和尚，本来是一件极其惨烈的事情，但是莫言没有写和尚的鲜血横流，表情扭曲的惨态，却将笔落在了“梨花的幽香”上。这种意境、笔法，正是古典美感的一种，不是怨愤与狂怒，而是人生的哀戚。再如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罂粟之家》《妻妾成群》等作品中亦不乏这样的例子。然而，仅仅依靠着主观化、抒情性和后悲剧的先锋文学却没有走多远，这既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也是因为缺乏足够的思想底蕴。
　　到了1990年代初，经过短暂的沉寂，先锋派的作品随之有了更广泛的传播。一方面，是因为邓小平南巡讲话，思想界比前二年更加开放；另一方面，先锋们着手写作长篇小说，其先锋派的形式主义实验性有所收敛。传统性开始以一种“复活”与“幽灵化”的姿态呈现。比如，贾平凹的《废都》“后记”中写道：“……中国的 《西厢记》《红楼梦》，读它的时候，哪里会觉得他是作家的杜撰呢。恍惚如所经历，如在梦境。好的文章，囫囵囵是一脉山，山不需要雕琢，也不需要机巧地在这儿让长一株白桦，那儿又该栽一棵兰草的。这种觉悟使我陷于了尴尬，我看不起了我以前的作品，也失却了对世上很多作品的敬畏，虽然清清楚楚这样的文章究竟还是人用笔写出来的，但为什么天下有了这样的文章而我却不能呢？”在1990年代的小说里，大量关于家族，关于20世纪的中国乡土叙事不胫而走，它构成了当代小说最为成熟老道的一脉，也在这方面形成了中国文学独有的现象。因而，在传统这一层面上，乡土叙事个性化内化，同时又带有先锋派的激进性。如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阎连科的《受活》《四书》，贾平凹的《秦腔》《古都》《黑灯》，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一句顶一万句》。先锋性中的传统性正是先锋派在历史错动中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它带给文学写作、文学创新以无边的可能。
　　（田晓雨，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