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民族院校是指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为解决民族问题，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等目标而创建的名称中含有“民族”标识的高等院校，是我国高等院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高等教育的主力军，兼有教育工作和民族工作的双重属性。“一带一路”倡议将民族院校从边陲地带推到了对外开放的战略新前沿。在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探讨民族院校新的时代角色，有助于为其未来发展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位。

　　民族院校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紧密相连，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是其办学宗旨。民族院校主要招收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学生，并对少数民族学生采取适当降分或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的特殊政策，毕业生的去向也主要面向民族地区。民族院校还在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式上体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需求，在科学研究方面以服务民族地区为导向，在少数民族干部培训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角色突出。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其中又多集中于少数民族八省区，即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等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和少数民族分布集中的贵州、云南和青海三省。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我国的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均被赋予了重要角色，使之由发展相对滞后地区甚至是边陲地带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民族地区重要角色，以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为办学宗旨的民族院校不可能置身于“一带一路”倡议之外。根据自身的特色与优势，服务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成为民族院校新的时代角色。

　　结合自身的特色与优势，民族院校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服务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通过人才培养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人才支持。民族院校培养的人才不仅掌握适应全国发展的知识和技能，还掌握民族地区特有的知识和技能，诸如熟悉少数民族语言、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等。这些人才，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来说不可或缺，对“一带一路”建设同样发挥重要作用。总的来说，民族院校在“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才培养上具有三大优势。一是师资力量和专业教学的优势。民族院校大多在与其地缘相关的领域具有研究和教学优势，一般在民族语言、文化、社会心理、历史和宗教等专业领域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和较强的综合研究能力。二是在生源获取方面具有地理位置为其带来的不可复制的优势。民族院校大多处于我国不同方向的边疆地区，我国的少数民族同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部分公民同宗同源或同源异支，有些甚至还是沿线国家的主体民族。那些跨境民族虽然分属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但跨境而居、血脉相连，具有人种意义上的胞亲关系，他们共同的历史渊源、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使得他们更容易沟通，更容易取得相互信任，更容易达成合作意向，也更容易推进合作事项。而处于这些地区的民族院校自然具有生源上的先天优势，培养的少数民族专业人才，或者熟悉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并立志为民族地区服务的汉族专业人才，自然成为了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好自身角色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三是在培养外国留学生上具有优势。由于存在上述两个优势，民族院校对相关国家留学生的吸引力也在不断上升。民族院校培养的外国留学生，其中很多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够直接服务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
　　通过科学研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众多，宗教信仰情况各异。面对如此复杂的民族、宗教情况，民族院校需要在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基础研究方面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智力支持。科学研究是民族院校的重要职能之一，出于其职能的特殊性，民族院校的科学研究大体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见长，特别是在中国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历史、民族文学、民族艺术、民族语言、民族团结与和谐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显著，贡献突出。民族院校的科学研究立足于少数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着重于研究和解决民族地区特有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此外，民族院校的科学研究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之急需，表现在：第一，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角色突出，以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的民族院校的科学研究能够直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第二，中国的民族地区与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缘相亲、地缘相连、文缘相融、商缘相通，民族院校很多与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科研成果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那些沿线国家，能间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第三，中国民族地区与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深厚的渊源关系，使得民族院校具有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与优势。
　　通过社会服务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民族院校基于其办学特色与优势，提供着特定的社会服务。民族院校通过对民族政治生活和政治现象的研究，在服务国家民族工作、助力国家民族政策制定的同时，还可以透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文化，助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政策沟通，因为跨境民族之间文化上存在同质性或相似性。民族院校通过对民族经济与民族文化的研究，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由于跨境民族之间密切的经济与文化联系，也可以为中国企业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者吸引那些国家的企业前来中国提供咨询服务，助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
　　通过文化传承创新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灿烂辉煌且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支撑，也是国家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与沿线各国的互联互通，迫切需要文化软实力的助推，因为文化软实力能够为国家带来吸引力、感召力和亲和力，还能提升国际影响力，特别有助于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的达成。民族院校作为传承民族文化的纽带，通过文化传承创新不断为国家累积文化软实力，助推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

　　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是民族院校的办学宗旨，面对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民族院校需要根据时代需求来定位发展方向，在立足民族性的基础上，大力提升自身的国际性。
　　1.提升人才培养的国际化
　　人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支点和关键。一方面，民族院校可以利用自身特定的学科、科研、人才和资源优势，与其他普通高校错位发展，在已有的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基础上，面向国内，扩大培养熟悉和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复合型人才以及关键领域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民族院校可以充分利用其地域与民族特色，特定的学科、科研、人才和资源优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民族、语言、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深厚的渊源关系，在已有的留学生培养经验与规模的基础上，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熟悉和了解中国、能够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友好合作作出贡献的留学生。
　　提升人才培养的国际化，主要从几个方面具体着手：一是夯实已成型的优势学科基础，这是民族院校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根本所在。二是加强跨学科人才的培养。民族院校在有关民族领域的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学科专业上具有比较优势，但是跨学科和综合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和完善。鉴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将会面临各种复杂、多元的棘手问题，只有打破学科壁垒，加强不同学科及学生之间的交流，才能培养出既懂语言又懂业务，既懂内政又懂外交的时代英才。
　　2.提升科学研究的国际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各国在政治、历史、经济、民族、宗教、文化等领域的多样性都非常突出，“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需要大量科研成果来解决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理论和现实问题，所以前期及后续的科学研究必不可少。“一带一路”建设的需求使得民族院校的科学研究国际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就研究范围而言，长期以来民族院校的科学研究着重研究和解决民族地区特有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虽然诸多民族院校早就开始了世界民族问题以及跨境民族的研究，但研究的重心还是在国内。迎合“一带一路”建设的需求，民族院校应该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基础，利用民族地区与沿线国家的各种渊源，结合自身的研究特色与优势，有针对性地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沿线国家。
　　就研究队伍而言，民族院校在研究人才储备上有着独特的优势。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地域广阔，情势复杂，研究任务繁重，单以国内人力资源难以应对，必须进行国内外人力资源的整合，即以问题为导向，整合相关研究领域国内外最强大的研究力量，包括问题所牵涉国家的研究力量，以便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就研究过程而言，国际问题研究更需要强调研究过程的国际性，特别是国外文献资料或信息资源的收集与参考、与国外同行的学术交流与探讨、与国外机构的科研合作、在国外开展实地调研等。民族院校开展“一带一路”相关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可以充分利用民族地区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种渊源关系来为研究的推进提供各种方便。
　　3.建设好服务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新型智库
　　民族院校应根据自身特定的学科优势、人才优势、科研优势、资源优势等，建设好相应的特色智库。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中国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国家大战略。它既是中国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抓手，也是带动沿线国家发展、推动合作共赢的手段，是中国为国际治理提供的新型方案。鉴于沿线国家复杂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情况，民族院校的智库在建设过程中，一要紧密结合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深入一线调研，切实掌握有关具体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助于推动我国与有关国家合作共赢的政策报告；二要在扎实的民族和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能加强民族团结、深化宗教交流、塑造共有观念建构、推动“民心相通”的政策建议；三要加强情报信息研究、搜集、上报和信息档案建设能力，切实掌握有关地区可靠的民族、宗教情况，高度重视防范潜在的消极因素和风险，就有关风险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助力“一带一路”建设风险规避；四要加强与外国有关智库的交流，建立合作机制，积极参与到国际性事务当中，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声音，提高影响力。
　　4.在开放中推进文化传承创新
　　文化创新就是要促进文化理念、文化内容、文化形式以及文化价值观的变革，从而构建起具有本土特色、朝气蓬勃、持续前进、内涵深刻的社会文化体系。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民族院校可以把自身的文化传承创新与扩大同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合作有机结合，使之相互促进。在这方面，有些民族院校有很好的经验累积。以广西民族大学为例，学校面向东盟，一方面强化东盟国家语种的教学，开设了除菲律宾语之外东盟其他各国的语种专业，同时不定期地举办各类东盟文化艺术节或中国-东盟文化交流活动，宣传并推介多样的东盟文化；一方面坚定文化自信，积极向东盟国家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不仅在东盟国家开办多所孔子学院，每年向东盟国家输送众多汉语教师志愿者，还特别重视面向外国留学生进行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教学。
　　民族院校有其基本使命，其发展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民族院校不仅与“一带一路”倡议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结，还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角色。民族院校需要审时度势，准确定位，根据自身的特色与优势，走出一条契合时代需求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