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泺源三义:清代济南是何等地方?


  近日,罗丹为历史文化学院师生做了题为《泺源三义:清代济南是何等地方?》的讲座。
  Daniel Knorr(罗丹),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高级进修生。他的博士论文《把帝国放还地方:济南和清代皇朝国家,1773-1926》,通过研究清朝时期的济南历史,分析地方与皇朝国家理论上和物质上的互相促成关系,论题包括空间的建筑与话语、教育机关、地方自卫、水利与慈善、帝国主义与教案、清末新政等。
  罗丹首先阐述了济南的地理方位。清代济南是历城县的县城、济南府的府城和山东省的省城。那时候还没有铁路,最有效的运输方式还是水路。济南在东西运输线上占据重要的位置,但是南北的运输最重要的路线还是山东西部的运河。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济南经济上的中心性才接近其政治地位。历来作为行政中心的济南,官僚的踪迹是必然存在的。二十世纪之前济南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社会群体也不太繁荣,需要依靠政府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济南的地方性质与官僚制度有关。这个地方和国家是分不开的。不过,国家对于地方的影响不仅保留在政府范围之内。
  罗丹介绍了康雍乾时期济南的文化地理史,介绍了济南的两个名胜趵突泉和千佛山。他探讨济南的社会和政治史,分析在济南的教育机构尤其是书院,和有关的学士网络。罗丹分析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对济南的影响。一些在外做官的济南官绅被派回家乡筹办团练。反清运动对于济南的威胁并不很大,济南地方绅士和官员的关系没有出现大变化,地方社会没有脱离清朝统治,甚至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还加强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发生了济南教案,通过这个教案可以了解帝国主义在济南的侵略力量比较小,但是不能完全拒绝外国传教士。随着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的侵略,帝国主义对于山东的威胁越来越激烈。在此背景下,清廷进行新政改革。这个时期变化很大,济南也受到很大影响,如改建学堂、开商埠、修建铁路等。在济南的革命和山东的独立宣传是失败的,参加商埠和商会的士绅、商人和渗入到新建学堂的革命分子这两个群体没有成功地影响到辛亥革命,但是清朝还是被推翻了。
  罗丹具体介绍了“泺源三义”,分析清代济南的社会现状。第一义:趵突泉欲解泺源三义必须从泺源的本义开始,那就是趵突泉的别称。为什么要把趵突泉称为泺源呢?因为趵突泉是泺河的源头。其实泺河没有单一的源头,济南的泉水都通过护城河和大明湖往北流汇合而为泺河。现在泺河流入小清河,这方面的地理历史很复杂,历来多有变迁。
  罗丹在研究济南教案时,发现济南的士绅特别看重济南的西部。他们宁可让传教士购买城市中心、官衙对面的土地盖教堂,也不允许他们在西门大街(现在的泉城路西侧)占地。这跟传教士在泺源书院买土地引起士绅的抗议可能有关系,很明显他们不愿意让传教士在西门附近占地。
  罗丹从此处着手考察济南的地理和泺源的意义。他发现,泺源的俗称有悠久的历史,至少能追到宋代。北宋著名诗人和政治家曾巩在济南为官。他在趵突泉旁边建造了两栋楼“历山堂”和“泺源堂”,还写了《齐州二堂记》一文。“泺源”指的是趵突泉,“历山”则是千佛山的别称。在《齐州二堂记》中,曾巩强调济南的历山就是《史记》所载舜耕种过的历山。
  历代名人对趵突泉和千佛山多有赞扬。趵突泉和千佛山坐落在济南的城墙之外。济南的衙门大部分在城墙之内,但是很明显城墙外也是官员和绅士社会活动中心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两个地点不是在城市之外,而是城市本身围绕的中心,因为它们对于城市的认同和具体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罗丹认为地方像一个圈子———有中心、有半径、有可标志的周长,不过圈子也不是封闭不动的。从地理和现代科学的角度可以客观地探寻济南泉水的来源和流域,这个问题古人已经思考过。泉水是从地下喷涌出来的,济南的泉水是范围很大的水系的一部分。在《齐州二堂记》中,曾巩提到泉水的来源是济南南边的山。这说明他明白趵突泉是泺河源头的说法不太正确,其实趵突泉是泉水流转处,而不是真正的来源。乍看之下会觉得济南的泉水是一个封闭的循环:泉水从南往北流入大明湖大水库。但是水不仅汇入大明湖,也通过曾巩重建的北水门往北流,因此趵突泉得到泺源的称呼。这条泺河把济南和城北边东西流向的河水连接起来,方便与全省的交通,更是历代盐商依靠的水路。
  曾巩建历山、泺源两堂的目的也与这种地理特征有关。当时常有朝廷高官往来、途径济南,但是没有专门的招待住所。每有重要人物来,必须修建暂住的设施,用过之后就废弃掉。曾巩批评这种做法“既费且陋”,因此修建历山、泺源两堂用以接待往来官员。
  但曾巩在宋代,和清代有什么关系呢?这体现了济南历来的特色之一,即是它的行政中心地位,虽然其管辖的范围和具体功能有所变迁。济南自古以来就是集中政治制度中的官员和其他相关人物比如考科举的人的活动场所。第二义:泺源门济南的城墙是明代建成的。城墙一方面有实用的保护城市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有象征意义———不但标志了城市的范围,而且体现了皇朝的统治。其实济南的城墙并不能完全涵括这个地方。城外的名胜,尤其是趵突泉和千佛山,也包含着对城市重要的认同感,这一点从城门的称呼可以看出。根据明代的《山东通志》,济南的西门称为泺源门,南门为历山门。《通志》记载,南门以前被称为舜田门,含义是南门面对的历山即千佛山,根据传说是舜耕种过的地方。
  从地方志里的济南旧地图,能够发现这些俗称的功能。这些地图不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地图,实用性有很大限制,一个省或者一个城市的地图,所包含的信息很大程度上和政治制度有关系。千佛山在正式城市范围之外,因此在济南市地图上看不到,只在有些全省地图上有标注。趵突泉也在城市之外,但是因为离西门很近,有的地图还有标注。不过,通过城门的名字,千佛山和趵突泉好像“偷偷摸摸”地侵入了地图范围之内。
  这就是说在话语上,地方有一定的可变性。济南原本是一个简单的范畴,也因此而变得复杂。通常讲,济南是一个有限制性的城市范围。但是,在清代也好当代也好,济南也可以表示较大的范围。现在济南指的是包括七区、三县的政治单位。清代指的是范围更大的济南府。一个地方不一定是一个固定不动的地点,也可以是有包容功能的空间上的、时间上的存在现象。
  十九世纪的地图,济南有两条城墙,泺源门是哪一个城墙的西门呢?泺源门是一开始修建的内部城墙的城门。外围的城墙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防守捻军建造的。这段历史有助于了解济南与郊区和县城的关系在近代的变迁。
  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了不少反清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为最大,捻军次之。太平军1853年攻克南京建立了天京后,发起了北伐,目的是攻克天津、北京推翻清朝的统治。太平军在南方多次取胜占领南京震动了清廷,强迫朝廷为维护中原地区调动八旗和绿营的力量,并且派遣可靠的官员回家乡筹办团练保护地方。济南作为重要的政治中心处在南北交通的要冲,必然包括在内。负责筹办济南团练自卫的是历城人毛鸿宾。四十多岁的毛鸿宾做过礼部的给事中。他针对太平军队上过奏疏,说明有一定的军事知识。朝廷也派了几位助手,其中李庆翱是最出名的。
  训练团练、成立军营、建造保护城市的围墙,他们的措施不仅限于济南城内,还将力量部署在济南西边的长清和齐河县。团练的目的并不是打击太平军队,而是保护济南和维持治安。这样巡抚就能带绿营“出省”(出济南)打击太平军。
  1853年和1854年太平军连续发动了两次北伐。第一次部队通过了山西、直隶省往北走,没有打到山东。但是第二次部队沿运河北上,并且驻扎于济南的西边,这给济南带来了很大的威胁。他们攻克临清,震动了朝廷和山东全省。毛鸿宾注重济南西边的城防,目的是保护大清河两岸的县城。最终太平天国的北伐军在天津附近失败了。他们对济南的最大威胁是南逃时占领了高唐州,最后遭到围堵失败了。1855年以后太平天国没有威胁济南。为了节省团练经费,清朝命令分散团练,将毛鸿宾、李庆翱等人转任他地官员。因此,山东没有出现像湘军那样的自立军事势力。后来毛鸿宾升为两广总督,李庆翱做了河南巡抚。
  这段历史说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济南没有建成第二条城墙的原因,太平北伐军队没有接近济南很快就被清朝打败了。太平天国和捻军比较,太平天国的势力较大,但山东的捻军更难对付,为此济南必须建筑新的城墙。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清军力量过于分散,不但要和太平军打仗,还与西方列强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法国侵略中国海边把清朝军队吸引到直隶和山东东部,为来自西边的捻军打开了缺口。捻军的组织灵活,依靠马队多方位迅速冲击维护力量不够的地方,在官兵做出反应之前迅速撤走。捻军对于城市的威胁较弱,不喜欢长时间在一个位置集中势力,但是他们的动作比较快也很难预料。1861年捻军发动了几次进攻,春天攻到了离城区六公里的段店镇,被巡抚的官兵打退了。面对这种情况,新的团练大臣和地方官绅合作建成土圩,几年以后土圩改建为石城。这样不但可以保护城市,也可以保护集中于城外的居民。这样做的结果是复杂的。团练和新的防御工事有利于保卫济南,但周围农村的团练和城市的防御力量没有好好地联合起来,导致农村非常弱势。还有一个影响就是济南城市空间的扩展。新的城墙围起的土地之中有不少已经被城市化。因为历次起义和自然灾害,十九世纪后半期来济南的流民甚多。其中有一部分是临时住在济南的,另一部分成了市民。
  这段历史说明,地方的可变动性不限于话语,也有物质上的特色。十九世纪中叶,泺源门标志着济南的边境,现在已经是城市中心了。这样的变化不单单出现在济南内部,与周围空间也有很大关系,也与济南的政治地位有关。办理团练和建新城墙是因为济南是省会,许多流民来到济南是因为这边有政府的仓库等。因此,了解地方的变迁,也要分析其与别的地方和跨地方网络关系的变迁。第三义:泺源书院书院是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一大组成部分,历史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也有不同的组织规范。作为省会城市,济南出现书院是比较早的,其中明末最大的书院是历山书院。书院是1614年巡盐御史毕懋康在趵突泉东为他同年的济南诗人李攀龙建立的。短短十几年以后,就被政府关闭了,改为一个邮亭。
  清朝开始对于书院保持戒慎的态度,不允许大规模地修建新的或者重修旧的书院,但顺治年间又出现了一所官立书院,叫做白雪书院,后改名为历山书院,都建在趵突泉旁边。从书院的名字和位置看,这个书院和明代的历山书院之间应该有一定的连续性。
  到了雍正年间,朝廷对于书院的态度有了巨大的转变,从消极戒慎改为积极支持。1733年朝廷为使各省优秀学生更好地备考科举,命令各省会建立书院。泺源书院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是由山东巡抚岳濬建立的。有资料显示这所书院是历山书院改名而来的,但据乾隆时期的《历城县志》和道光时期的《济南府志》记载,这是两所不同的书院,历山书院逐渐衰弱,泺源书院则变为济南和山东省主要的教育机关之一。
  泺源书院不但促进了官学,还为济南乃至山东的文人提供了交流的机会和学术的支持。济南知名的藏书家周永年曾在泺源书院读书,期间也获得了书院山长的支持。另一位著名的学者、藏书家马国翰,毕生致力于汇纂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也是由泺源书院山长匡源进一步整理刊印行世。
  清朝末期泺源书院出现了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比较小,与主讲人的来源有关系。从泺源书院建立到十九世纪中叶,江南的文化教育较之北方更繁荣,因此书院主讲多是江南人士。但是到了清末,教育机构与官员的跨地区交流、学习逐渐丰富,来自山东本地的书院主讲也越来越多。有一个学者交流的例子,乾隆末年江苏名士阮元来山东做学政,虽然他在山东的时间不长,还是促进了学界对于金石的研究,指导了《山左金石志》的编著。
  第二个变化比较大,那就是泺源书院1901年改为山东大学堂,这是新政改革在济南的初期表现。新政在中国教育史上处于转变期,一方面废除了科举制度,另一方面是政府和社会各方开始着手推进现代化教育,由此导出传统与现代、中华与西方关系的问题。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招聘外国教师的、新建的山东大学堂也面临着这些问题。泺源书院是为科举而设立的,随着新政的实施科举废除了,但是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对应着政府的需求。政府最大的需求是能够建立或改革政府机构的人才,培养这样的人才是一个难题。要培养人才,需要有才能的教师,也需要符合基本要求的学生。山东的各种学堂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对于学生,入学考试是普遍的办法。
  1906年山东法政学堂成立。这所学堂很重要,只到1912年,已经有九百多个毕业生,比山东大学堂多,等级也比较高。罗丹在在山东省档案馆查阅毕业生的记载后,发现不少毕业生不是山东人。这个问题的解释是,法政学堂主要是为培养候补官员的,学校也让山东籍的学生上学。法政学堂注重培养候补官员反映出这些人在山东新政中的重要位置。虽然地方自治是新政的口号之一,但是非本地的候补官员扮演了必不可少的角色,尤其在省会济南。新政改革如何影响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分布?把很多权力和责任放回地方是这个时期趋势之一。但是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必然在国家之外吗?这是候补官员所呈现的问题。
  在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可以看出,地方与国家关系的复杂性,也会发现政府之内的群体其实是威胁国家的,而政府之外的,即所谓社会群体,是支持国家的。一个例子是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的留学生回山东以后,在新建学堂一边教课一边进行革命活动。因为省级学校集中在济南,所以济南变为秘密革命活动的中心。除了学生,他们主要的目标是新军的军人,尤其是年轻的军官,革命活动多发生在军队,在政府之内产生。这可以说是以国家之权力破坏国家之权威。
  说到底清代济南是何等地方呢?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日常生活中,说起地方,人们经常试图把某一个地方的本质凝聚为一句话、某种特色或一种感觉。但是,泺源的三个意义不能全面体现济南的本质,而不过是思考的方向之一,即是说地方不仅是和跨地方或国家的网络有关系,而且是彼此构成的。济南历来是政治地位高的城市,因此罗丹更注重济南和政治制度的关系。但是这个现象是依据不同的政治制度而产生的,也因时代而有所变迁。 (整理:史雪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