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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校训背后的故事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它是启功教授在1996年的夏天,响应学校的校训征集活动提出的。这一校训一经提出,不仅立即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全校师生的高度认同,而且很快引起了全社会的深切共鸣。除了社会各界人士在各种场合援用并称赞外,很多学校尤其是师范学校的校训也仿效而制,表现出浓烈的依傍的印记。
  这一校训之所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一方面是由于它学行并重,突出了师范的意义,形式上简洁明快,恰切允当,言近而旨远,辞约而意丰。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它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了中国教师的优良传统,可以看做是中国两千五百年优秀教育传统的厚积薄发,也可以看做是一代又一代中国教师的郑重誓言。
  中国传统文化对士人尤其是教师学和行的一贯强调,形成了代代相传的传统,结晶出众多形式整齐、简洁明快的句式。说到这样的语句,一般都会举列《世说新语》中的那段话:“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说新语·德行》)实际上,这里所标举的言和行,都可以归并到行的范畴。在此之前,无论是就时间的早晚、内容的全面,还是句式的典型而言,都另有先例。如在东汉初年,南阳太守杜诗在向光武帝推荐伏湛的上疏中,就说伏湛“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经为人师,行为仪表”。(《后汉书》卷五十六)东汉和帝之初,窦宪也上疏称桓郁,“结发受学,白首不倦,经为人师,行为儒宗”。(《后汉纪》卷十二)汉朝末年的陈寔,在一篇碑文中称颂主人“文为世范,行为士则”。
  三国时期的邓艾,12岁读到陈寔的碑文后,为其标树的境界和表述的精到而折服,“遂自名范,字士则。”(《三国志》卷二十八)与邓艾同时的刘靖,在《请选立博士疏》中,建议“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三国志》卷十五),以改变太学设立20年来少有成效的状况。这几则材料,都比《世说新语》的说法要早,有的要早三四百年,而且赅括了学和行两翼。
  《世说新语》之后,类似的说法在历史文献中时有所见。如庾信称颂陆逞“仪表外明,风神内照。器量深沉,阶基不测。事君唯忠,事亲唯孝。言为世范,行为士则。”(《庾子山集》卷十三)隋朝卢昌衡,在徐州做地方官时,以能干著名,吏部尚书苏威经过考查之后,说他“德为人表,行为士则”,(《隋书》卷五十七)当时以为美谈。《旧唐书》的作者,赞颂唐文宗 “文章可以为世范,德行可以为人师”。(《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三)到了宋代,“学为世师,行为人表”“行为世表,经为人师”“经为人师,行为世范”等说法屡见不鲜,而且出现了有意思的变化。已往这种说法的指代对象,大都针对的是行政官员,从宋朝开始,转移到了学者尤其是教师身上。如余靖在国子博士毛应佺的墓铭中,称颂墓主“行为士则,才为世贤”。(《武溪集》卷二十)司马光在 《祭郭侍读文》中,称郭侍读“文为国华,行为士则”。(《传家集》卷八十)国子监直讲孙复被贬之后,赵概等人上疏,称孙复“行为世法,经为人师,不宜弃之远方”(《东都事略》卷一百十三),结果孙复得以官复原职。吕溱在为皇帝代拟的任命胡瑗为光禄寺丞、充国子监直讲的诏令中说:“汝瑗行为物矩,经为人师,以处士拜官,不屑从政。致仕在里,无忘讲学。”(《新安文献志》卷一)也正是在宋朝,出现了“行为世范,学为人师”这样与北京师范大学校训最为接近的说法。这一说法最早出自南宋高宗赵构。宋高宗在视察太学的时候,有感当即而作孔子赞。后来又利用闲暇,为孔子的诸弟子“亦为制赞”。其中关于颜无繇的赞词是这样的:“人谁无子,尔嗣标奇。行为世范,学为人师。请车诚非,顾非其师。千载之下,足以示慈。”(《咸淳临安志》卷十一)这八个字与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完全相同,差别仅仅是两句话前后互换。
  这一互换显然出自启功教授的手笔,它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从内容上说,这一互换微调了“学”和“行”的轻重,突出了现代大学对“学”的关注。大学教育要重视德行,但显然又不能停留于此,而有必要通过传授知识、研究学术,来彰显大学的精神。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在学术上没有什么造诣,德行就不可能丰满和充盈;对于一所大学而言,没有尽到自己传播知识的职责,没有完成自己学术研究的使命,任何德的标榜都会流于虚幻。从形式上来说,这一互换颠倒了“范”和“师”的位置,形式更严整,结构更合理,更加符合人们的阅读习惯和心理预期,也与“师者,人之模范也”的“师范”意义更为切合。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八字校训,立足、来源于传统,又进一步培植、弘扬了传统。正因为它植根于传统的沃土,得益于2500年丰厚养料的滋养,它才得以具有厚重的文化意味,弥久芬芳,有着超越特定时代的永恒价值,并对今后北京师范大学乃至我国教师教育的发展,具有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