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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崔汝樑, 男, 高级经济师。1952 年毕业于天津津沽大学企业管理系, 1952 年至 1959 年在石油部基建处工作, 1958 年 8 月调入西南石油学院, 1992 年退休。历任西南石油学院基建处科长、 计划财务科科长、 总务处处长、 副院长、 院工会主席等职, 曾任四川




  组织让我到哪就到哪
毕业时,我们班几十个人,据我回忆,就我分配到中央机关了,其他同学都分到玉门等基层厂矿去了,这是我自己没想到的。建国初期,国家民用,尤其是军事上对石油要求很高很强烈,西方国家对咱们采取封锁,石油很短缺。除了毛主席、周总理,对石油最重视最关心的是彭老总,部队很需要石油。1955 年成立了石油部,中央很重视,就把李聚奎上将调到石油部当第一任部长,周文龙中将当副部长,马载任石油工业基建司司长。为了培养石油工业干部,1953 年成立了北京石油学院,把清华大学的石油化工系和天津大学的石油化工系调入,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北京石油学院。到1958 年,光北京一个学院培养还不够,不能满足石油工业发展的需要,中央又成立了四川石油学院和西安石油学院。四川石油学院就派马载来当党委书记兼院长,杨霖少将到西安石油学院任党委书记兼院长。学校领导一般都是教育部任命的,他们二位是国务院任命的。马载是黄埔军校 4 期的学生,参加过北伐,解放战争初期就是中共热河省委书记处书记。这是当时成立学校的大背景。
  在石油部,马载是司长,是我的顶头上司。一天,马载找我谈:“老崔,部党组已经决定成立四川石油学院,我去当书记兼院长。我想带你去,你觉得怎么样?”我随口就说:“我是党员,一切服从组织分配,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到哪就到哪。”他说:“那就这么定了!”就这么一句话,我就来了。
找部里要人要钱要设备
我来了以后,一开始我当党委秘书,但我觉得与我所学的专业差别太远了,就跟马载说我的专业不能丢。后来他就让我搞基建,当时基建处处长
是由副院长王礼庭兼任,我是基建处党总支副书记,兼材料调配科科长。
  虽说搞基建,但当时 59 年、60 年非常艰苦,任务很重,学校第一个考虑的是人手缺乏,老师太少;还有就是没有设备,教学设备、实验设备都没有,还需要建设资金啊。因为当时在部里我比较熟,所以马载把我派到北京,要人要钱要设备。
  首先从北京调了些老师,其中有张本奎跟任书泉,任书泉在北京规划院,是清华的研究生;还有就是调北京石油学院 58 年的毕业生来当老师,有曹开胜、黄汉光、黄逸仁等,这是咱们学校教师的基础。还有就是调来了一些干部,石油部基建司工程处的处长李直同志,是 12 级干部,李直同志业务很好,我们年轻人都很佩服他。马载把李直也带到学校来了,当教务处处长,没两年就提了副院长。
  那时教育方针有一条:教育跟生产劳动相结合,马载打电话给我,说能不能到石油建筑公司调一批老工人到学校来组建实习工厂。我一个小萝卜头,这个任务怎么完成呢?在部里的时候,教育司司长王志成对我印象不错,我就去找王司长想办法。说,虽然我已经调到四川石油学院了,但还是在石油系统,学校现在需要石油公司支援一批技术熟练工人。王司长就给我写了一封信,把我作为石油部的人派到石油公司去调人。这样到北京和东北的石油建筑安装公司调了一批老工人,有35 个,都是五级以上的老工人,就这样建立了学校金工厂。但是后来因为气候生活不习惯,大部分又都回去了。
  在投资上,中央很支持石油工业的发展,所以学校去要钱要设备部里很支持,表态说:你需要多少钱,只要提出计划,能够完成,我们就批。投资毫无问题,实际上是要来了投资完不成,困难时期,
基建上不去,确实很让人头痛。
改革破题后勤先行
“文革”结束后,把我提到总务处当副处长、代理处长。当时食堂是吃大锅饭,做好做坏一个样,饭菜品种少、味道差、质量不高,师生员工意见很大。我经过调研,在处里的几个同志的支持下,我们开始试行食堂半企业化管理,主要是打破铁饭碗,实行半独立核算,饭菜要多样化、要计算成本,可以适当有点利润,质量提高了可以适当发奖金,以激发食堂方面的积极性,发挥食堂厨师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
  但阻力很大。主要是食堂的科长、管理员首先就不同意,认为这样做是把他们从学校分出去作为独立核算的企业,就不是学校的职工了。实际上这是误解,之所以叫半企业化,并不是要把食堂的职工排除出去,食堂还是学校一个辅助部门,办好食堂对食堂员工也有好处。为什么叫半核算?食堂职工的工资由学校发,水电也不在核算单位之内,最终目的是把食堂办好,使教职工满意。这样一说就通了。
  那时候还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一切都按国家计划安排,基本建设施工是由省建委安排。建校时学院基建工程量很大,虽然资金没问题,但是省建筑公司只来一个工程队,虽然施工设备好,但施工力量弱,教学楼、宿舍和其它教学科研生活设施施工进度都很慢,基建设计也很慢,满足不了学校基本建设需求,教学楼、实验室、老师和学生宿舍、澡堂……都迟迟建不起来,师生员工不满意,我和基建处都很着急,这样不行啊。我们就一起研究能不能引进更多公司,包括设计和施工都要引入。我们跟市建设局一商量,他们很高兴,很愿意来,这样就引进了市建筑公司。还有一个设计问题,原来是一个单位包下来,设计的时间、设计费等都是人家说了算。按照引入施工单位这个路子,后来又引入了西南设计院、重庆设计院,还有本校设计组也参与进来了。虽然那个时候还没“竞争”这个说法,但
这样一来,无形中就形成竞争机制了。但是,为了保证质量,教学楼等大工程,还是由省建筑公司来建,宿舍等生活设施由市建筑公司建。在计划经济时代,这样做还是有很大风险的,省建委对我们还很有意见,但我们着急啊,引进竞争的目的主要是学校工程需要。
“蜂窝煤与水电”之民生大计
1980 年的时候很困难,很多老同志跟我说,燃料很缺乏,大冬天都在外面找树叶等作燃料,或是到炼油厂买油渣作燃料(污染很大)。后来慢慢地学校车队到煤矿拉的煤分出一部分卖给教职工。但教职工们把煤挑回家,还要到处找黄泥和到煤里做成煤饼,要晒干了才能用,很麻烦,时间花的多,劳动强度也很大。教职工的生活困难得解决啊,学院领导班子很重视这件事,曹开胜和我商量,这事儿首先得做。那时我刚当副院长,分管基建,我和总务处、基建处协商,从基建上提出计划,买了一套蜂窝煤机,在小卖部那个地方自己打蜂窝煤给教职工作燃料。
  在我刚刚任副院长时,咱们学校的水电很成问题,一个星期要停两三天电,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经过努力,咱们学校搞了个特殊化:开了双电源,一个工业电源、一个是学校自己的专线电源。还有一个水源问题,学校用的水是炼油厂的水,污染很严重。那时正好机械系工民建专业分了两个毕业生,一个是袁祥忠,学建筑的,本来是准备留校当教师的,我就跟党委汇报说基建正需要人,最后把他留在基建处当了技术员。另外袁祥忠有个同学叫曹规模,是重庆建工学院学供水工程的,我们正好需要,也要到基建了。我给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学校设计个自来水厂,保证水的质量和教职工健康,他们答应了。不久以后我们自己搞了个自来水厂,开了两个水源,解决了供水问题。南充那个自来水厂现在还在。
  这是我在学院领导任上办的两件大事,解决了当时全院教职工的生活困难。另外,我还分管学校的财务工作,严格按照中央和财政部的财务管
理规章制度办事,并接受银行的监督。我们学校的基建财务工作,还得到了南充市建设银行的肯定和好评。
艰苦岁月中的温暖记忆
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是马载对干部要求严,对处级以上干部要求特别严,那是真严,一点情面都不讲!记得我当时任材料调配科科长,管汽车队。一天早上,马院长一大早就到了车队,马载从来上班都很早,有时一大早就到基层单位转。他看见有个轮胎摆在车队院子里,没有进库,就把我叫来,当着众人问我是怎么回事,我红着脸,只有承认错误啊。还有一次,马院长当着我们面批评一位副院长,说领导干部不带好头,怎么带好队伍?确实马院长身上的这些优良作风对我们那一批干部的影响都很大。
  第二件是我校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是没有学校就先招学生,边劳动边建校,那是真艰苦啊!领导、老师、学生都艰苦。有一次,马院长生病了,老爷子已经五六十岁了,发高烧。办公室工作人员,一个小女孩,到食堂给师傅说了情况,给马院长下了一碗面条,卧了一个鸡蛋给他端过去了,他硬是不吃,硬是给食堂端回去了。虽然艰苦,可这种精神培养了一大批人才,58 级就出了很多人才,包括罗平亚等。企业一直很喜欢我们的学生。
  (文章刊登时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