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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怎么写,看曹林十年生涯心得总结

十年评论生涯积累的是讲理耐心

近来,微信上盛传一篇《中国100名意见领袖名单大全及简要评点》的文章,作者按自己的偏好列出自己所认为的百名意见领袖并作了点评,名单包括左、中、右和其他立场的舆论活跃人物。本人荣幸忝列其中,对我的点评是:他恐怕是100人中最年轻的,从学生时代开始写政论和时评,及至今天,几乎每篇文章都能掀起一个舆论热潮,他一定是年轻人的偶像。

这个评价中多有溢美之辞,实不敢当。不过却也说出了一个“事实”:我在中青报发表的评论常能引发业界、学界和舆论界的讨论。我自认评论写得并不好,但我对中国问题有着一定的评论敏感,评论所涉及的话题和观点常能成为讨论的热点。比如《当新闻学院院长是需要资格的》、《中国没有鹰派,只有咬自家人的鸟派》、《谈论韩寒是一件危险的事》、《中国应如何深层“去周永康化”》、《2013年度人物我选“中纪委”》等评论都成为公共话题。

有人喜欢我的表达并认同我的观点,给了我很多美誉;也有人很不认同我的观点,正如我的微博和评论下的跟帖留言十分多元一样。我身上被贴了很多标签,有“公知”、“五毛”、“汉奸”、“愤青”、“体制婊”、“精分”等等,还上过某些极端网友排的“汉奸榜”。我很反感站队,我不左不右拒绝站队,只依据事实说是非作判断。有人说我身在体制内,难免会为体制辩护,我并不认为体制内外有一道难以逾越的墙,无论站在什么位置,都得讲理,而且这个理得是一个理,事实只有一个,逻辑是共通的讲理原则,并非体制内讲这个理,而体制外是另外一套理。

时间过得真快,我在中国青年报已经写了十年评论了,梳理这十年在海运仓2号的积累,我觉得对我职业生涯最宝贵的是积累了讲理耐心。

评论不是抡道德大棒

我到中青报写的第一篇“上了头条”并引发很大舆论影响的评论,应该是那篇《我们看着日本 世界看着我们》。评论所产生的舆论冲击,让我感受到了作为一家大报评论员“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同时也体验到了评论涉日话题的危险,感受到了如果没有强大的内心,真不敢当评论员。

2004年,中国举办了当年的亚洲杯足球赛。由于历史的恩怨,中日足球队的比赛总弥漫着一股很不友好的火药味。决赛是中日对抗,网友的帖子一个比一个激烈,球迷的躁动通过网络论坛迅速地传播和膨胀。甚至外交部都介入了,表态称“中方期待着中日球迷能在8月7日非常文明地欣赏到一场精彩比赛”。

刚进入中青报没几天的我接受了一个写作任务,引导中国球迷理性观赛,不要在球场上发泄仇恨。中青报以能最大限度地给年轻人创造机会而在媒体界闻名,只要你有能力,能够抓住机会,总能脱颖而出。我在中青报工作十年,七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很多都是前辈对后辈的提携,把推荐的机会尽可能地让给年轻人,让年轻人在业界去“挣名气”。

怎么写这样的评论呢?领导并没有给我什么条条框框,而是让我自由发挥。虽然刚到中青报不久,但对中青报的气质和文化还是比较了解的。绝不能像某些党报机关报那样,写成一篇充满说教和灌输意味的文章。其他媒体写成官样说教文章,公众不会当回事,因为公众不细看,但如果中青报写成那样,就肯定被骂得体无完肤了(因为读者对中青报有期待,觉得跟那些官派十足的媒体不一样)。每逢大事,媒体有与人民日报对版的传统,著名报人、刚退休不久的中青报前总编辑陈小川有一句很牛气的名言:“我们也要与他们对版,但对版绝不是为了一样,而是为了不一样。”中青报有自己的特色和个性,年轻人的报纸就要敢于不一样。

很多官媒肯定会对球迷说教一番,站在道德高地用那些大道理去做“舆论引导”。我知道这样的评论肯定会引发抵触,扪心自问:说服不了自己,何以说服得了别人?我后来的立意是:我们看着日本,世界看着我们。回避了讲“文明观球”之类大道理,而是让球迷在更大的视野中看待自身的行为对国家形象可能带来的伤害。退一万步讲,即使我们可以不尊重日本人的感受,但我们能够不在乎自己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吗?我们是东道主,邀请客人来踢球,却在球场上嘘请来的客人,会严重影响中国人的大国国民形象。

因为角度的新颖和说理的诚恳,这篇评论发表后立刻成为热议的焦点,很多网站都放到了头条的位置。第一次“上头条”,体会到了中青报的影响力。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网站看重这篇评论,并非写得多好,而是这篇文章是发在中青报头版,意味不一般。后来中青报副总编辑毛浩访日时,很多日本媒体同行竟然都说看过这篇评论,并表达了对中青报在中日问题上这分理性的敬意。

论证的耐心

给学生讲新闻评论的时候,我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要把自己的评论降低到网络跟帖的层次。网络跟帖很多都是情绪,即使有观点,也没有论证,所以是“不讲理”的代名词。对于时事评论,想到一个论点并不难,难的是你能不能去论证它,论点的说服力依赖于论证的有效性。很多评论都染上了一种霸道的强迫症,带着一种真理在握、毋庸置疑的口吻强迫别人接受。没有论证的耐心,急于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没有倾听不同观点的心理准备,没有一种“假如别人更有理就会接受别人观点”的准备。有些人常抱怨公众不讲理,自己讲的理为什么别人就听不进去。其实没有说服不了的公众,关键是你没有论证和说服的耐心,只有缺乏说服力的论证。

去年我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作品《防范和克制我们的灾难情绪》,就是通过有力的论证,让情绪化的公众看到自己身上的问题。浙江余姚发生水灾,全城被淹,公众习惯性地把矛头指向政府,认为政府预警不力、救灾不力、善后不力。甚至发生了围攻市府、迁怒媒体等群体性事件。这种语境下,我知道讲大道理是没有用的,空洞的“让市民冷静”的呼吁起不到作用,只会激起抵触。我通过讲一个故事,让情绪化的公众看到了自己陷于情绪中所带来的误判。浙江余姚发生水灾,有网友爆料称:余姚一镇某领导下乡视察水灾,穿的是高档皮鞋,还让年近六旬的村支书背其过水,有图有真相。这张照片立刻在舆论中炸开了锅,可后来的调查显示,这名干部根本没穿什么高档皮鞋,也不是耍官威“骑”在村民身上,而与村支书是从小在一个村子里长大的,两人关系很好,纯粹是开玩笑。

这个新闻故事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论据,让狂躁的网友看到了自己的问题。那张公众误读的照片其实有很多破绽,所有的“事实”都是网友想象出来的。当然,这个新闻故事虽然很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但只是一个“孤证”。有次我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教授一起参加一个评奖,史教授批评很多学生论文:“手持孤证,包打天下。一个孤证就能洋洋洒洒写一篇论文。”其实时评毛病也是一样,孤证成文无视反例。为避免孤证,我又举了雅安地震中几个被误读的案例来强化文章论证的效力。

我在评论中还提出了一个概念:灾难情绪。评论之所以能提起议题,很多时候在于能提出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新概念,用这个能让人会心点头的新概念去揭示新现象或新问题。我的定义是:灾难来临时舆论会弥漫一种与平日不一样的“灾难情绪”,这种“灾难情绪”会驱使民众用放大镜和“找茬”心态去解读官员的一言一行,官员言语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强烈的反弹。灾难舆论场中的人们心态比平常要敏感和脆弱很多,容易被激怒和点燃,也容易发酵成集体的不满,将对灾难的不安和伤痛都转移和发泄到一个假想的“稻草人”身上。

论证的耐心表现在,不是简单地批评那种非理性情绪,而是发现支持情绪背后的社会问题和大众自身没有觉察到的病症,从而产生说服效果。据后来当地政府部门称,这篇评论对引导民众的灾难情绪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对扭转舆情起到了正面作用。

评论要有“同情的理解”

很多人对评论的理解就是“批评”,对评论员的印象就是“啥事都评啥事都批评”。甚至有人调侃说,要想成为评论员,心理要足够阴暗,这种阴暗能使其从任何事情中挑出毛病。

将评论简单化为“批判”,当然是很肤浅的。这种肤浅的认知,来自人们对一些评论的印象,人们厌烦了那种“见啥骂啥”的恶劣文风。一些评论作者见啥骂啥,以骂塑造斗士和批判的姿态,可很少扪心自问一下骂得对吗?骂得符合逻辑吗?

虽然我觉得时事评论在社会分工和文体定位中确实是一种批判的文体,歌功颂德的工作有太多的人在做,时评就是要挑刺,但批判不等于乱骂,需要有批判的耐心。我一向觉得,批判是很容易做的事,张口就来,难的是,批判要以逻辑和论证赢得别人的认同。如果一种批评甚至能让被批评对象心服口服,就能充分体现论证的力量。

前年,有网友微博爆料称湖北来凤县一高中为考上清华大学的学生立塑像,塑像下有长长的碑文。此事引来网友吐槽,很多人批评这是一场滑稽的闹剧。我写评论有个习惯,不仅看记者写的报道,还会通过信息搜索看看相关背景资料,避免被记者和网络牵着鼻子走。我查了一下来凤县,发现湖北省扶贫办对这个地方的介绍是:来凤县属国家重点贫困县之一,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240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4%,大部分地区靠天收,大部分乡镇处在山大沟深的边远山区。当一个评论员了解到这个背景后,就不会带着强烈的优越感那么肆意地嘲讽当地为考上清华大学的状元立塑像这种看似疯狂的行为了。

我举这样一个案例来说明我们需要“同情的理解”,需要尝试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思考:记者在中国一个贫困山区采访时,看到孩子的母亲给孩子泡方便面,记者对那个母亲说,以后尽量让孩子少吃这些油炸的速食垃圾食品。孩子的母亲说:“没关系,不经常吃。但是每年都会给孩子煮一次,因为今天是孩子的生日,其实我们根本舍不得吃。”

站在道德高地上去批评,是太容易做到的事,但理解需要能力,评论员不能失去这种“同情的理解”的能力。理解并不是为了妥协,不是让批评虚无化,降低批评的力度,而是让批评建立在一个有人情味的基础上,没有情怀的批判只会毁坏人心和激发对抗的冷漠。我与不少被我批评过的对象最后都成了好朋友,他们觉得我的评论不是那些胡说八道、为骂而骂的恶评,而是说到了真正的痛处,触及了实际问题,他们愿意接受批评。其实,很多官员和地方政府并不排斥批评,他们怕的不是批评,怕的是那些不了解情况就乱下判断的瞎评乱评,这些瞎评往往在网上还有很高的人气,让他们头疼。

对社会细微变化的洞察

当评论员的时间长了,评论写多了,会成为“时评油子”,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判断会形成很多套路和教条。一看到某个事件,就会条件反射般地想到某个论点。这种套路迎合着评论员的惰性,无需多少思考就能得出一个论点,方便实用,却毫无营养可言,也有不少弊端:一,对知识生产不负责任,对自己是一种重复,不用动脑子;二,对读者不负责任,毫无附加值的观点既浪费版面又浪费读者时间;三,对社会不负责任,快餐式的观点淹没对深层次问题的洞察。

所以我一直提倡,在动笔写评论之前,要学会否定那些快速涌现在自己脑海里的观点(这种“第一反应”往往都是迎合你思考惰性的教条,每个人也都能想到),学会在别人停止思考的地方再进一步去思考。这样才能突破表层,深掘背后深层次的现象和问题。对读者来讲,最容易的事是放弃阅读,如果评论缺乏一定的附加值,很难留住读者。

我写过一篇评论,题目叫《从医生、记者到公知——传统精英职业在中国的下流化》,从碎片化的社会热点中看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将个案上升为普遍问题。每个人都能看到的社会热点是:医生在当下中国社会中被“妖魔化”了,医患冲突不断,医务工作者的形象很糟。如果停留于分析医生形象为何被妖魔化的层面,格局就很小,也很容易走进套路。深入分析后我发现,不仅仅是医生这种职业被贬低,过去那些有着神圣光环的精英职业群体,在今天都面临着巨大的形象、声誉和“下流化”的危机,被拖进了一个受到大众排斥和仇恨的舆论漩涡中,典型如医生、教师、校长、记者、专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这些职业在过去的评价都很高,受人尊崇,但今天甚至都成为骂人的称呼了:“你们全家都是校长。”

从“个案”到“现象”的认知,就需要发掘和分析的耐心。我分析了这几个原因:一,现代化祛魅,世俗化让传统赋予这些职业的神圣光环被无情剥离;二,消费社会使顾客成为上帝;三,公众对这些职业从业者期望太高,相对堕落感最强烈;四,网络使权力资本发生转移,大众成功实现对精英的逆袭。

评论员需要对社会现象有敏锐的洞察力,从别人察觉不到的静态和正常中看到微妙的变化,从别人的习以为常中敏锐地看到问题。社会的很多变化常常是很细微的量变,评论员要能用自己的触觉捕捉到变化后质变的前奏。评论员提供的产品不是用道德演讲去迎合民粹民愤,而是提供对社会变化和变革的洞察与认知。比如,我写的评论《慎说“腐败只是个别”是倒逼出的清醒》,就是观察到官方以往经常说“腐败只是个别现象,多数官员都是好人”,但现在很少这么说了。我写的评论《“反腐规律”的失效与法治的胜利》,就是觉察到舆论过去总结出的很多反腐败规律,如“刑不上常委”、“名字出现在党报上就很安全”、“退休了就安全了”等等,在高压反腐的今天都失效了。

写了十年评论,我基本坚持每天一篇,以后还会继续写下去。写作的过程中,我一直有种担心“会写空”的焦虑,陷入杨绛先生所批评的“读书太少却想得太多”的陷阱中,所以一直坚持读书,坚持做一定的研究工作。如今我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花在评论写作的研究和大学课堂的评论教学中,已经连续三年在北京大学给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大三学生讲授新闻评论,在数十所大学做过讲座。一条腿跨入学界,一方面是梳理自己的思考,探求评论写作的规律,在研究评论中提升自我;一方面是想将自己在业界的思考与年轻人分享,激起他们关注社会和积极表达的热情。

在北大的课堂上,我一直调动学生的写作冲动,鼓励学生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让人高兴的是,刚刚过去的那个学期带过的那个班,20多个学生,光在中央级媒体上就发表了30多篇评论。山东的鲁中晨报还为学生们开了个叫“校园来信”的专栏,成为学生们表达的园地,好几个学生也在上了评论课后养成了评论表达的习惯。我在评论课上会弱化评论写作技巧的讲授,更多的是鼓励分析问题的不同视角,引导学生们突破固有思维而看到事物的另一面,这不仅是思维训练,也是培养讲理的耐心。我最近在一所大学讲座的题目是:快得窒息的时代让思考慢下来。

是的,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已经失去了慢的能力。评论和讲理,尤其需要耐心,需要慢下来。

曹林,中国青年报编委,社评部主任,首席评论员。江苏扬州人,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在国内十数家媒体开有评论专栏,多家电视台特邀嘉宾,多次获中国新闻奖,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讲授评论写作课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业界导师,著有《时评写作十讲》、《拒绝伪正义》、《不与流行为伍》。

来源:青年记者

 

原文来自:http://www.neweyeshot.cn/archives/14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