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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工作的杜甫,在大唐朝做起了调查记者

一本正经的看人物传记,总是会看腻,不如我们换个角度来看看杜甫这一生?





天宝十四年,一个骚动不安的年份,杜甫四十四岁了。

他的心情很糟糕,高考考了三次,一次都没考上,找工作学历不够;想靠文字吃饭,志得意满地推送一篇文章,阅读量只有李白的一个零头。

他的粉丝少得可怜,写的稿件也不被采用。芮挺章编的《国秀集》(744年)和《何月英灵集》(753年)都没有选杜甫的诗。和杜甫颇有些交情的元结,在编写《箧中集》时也习惯性地忽略了杜甫的诗。甚至,有本发行量极小的诗集,专门收集肃宗到代宗这几十年的诗歌,杜甫还是没能上优秀作文选。

去年秋天的那场大雨,下了两个多月,粮食减产,长安的物价暴涨,杜甫一大家子在大城市呆不下去了。

没有正式工作,没有稿费,自然就付不起房租。文艺中年老杜掐灭了劣质烟头,收拾行李,拖家带口,搬到了距离长安市中心二百四十里的奉先。把家人安顿之后,杜甫咬咬牙,硬着头皮,再一次踏上了“北漂”的征途。

此时,机会终于来了。朝廷丢给他一个职位——河西尉,一个从九品的小官,负责收税、兼管治安这类跑腿的活儿。

在那个时代,文艺青年通常是很难找到好工作,要么是专业不对口,要么是学历不够。

苦熬了十年的老杜,在油灯下,揣摩着这份来之不易的委任状,他挠挠了稀疏的头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眉头却越皱越深。是的,他拒绝了。

他拖关系找人,终于留在了长安,这次的工作是兵器仓库的保管员。

苍蝇再小也是肉,何况这是京官。这年的十一月,他向领导请了十天的假,买了身新衣服,迫不及待地骑上马,准备告诉妻儿们这个好消息。

在长安城,他和命运死磕,昧着良心不断地献赋呈诗,终于等来了一个小官。他大概也不会想到,自己也等来了一个摧毁盛唐的安史之乱。






这年的十一月初九,安禄山在范阳起兵,这时杜甫已经在回家的路上。消息传到长安,被压了下来。一直到十一月中旬,官方才敢公布这个消息。

老杜骑着瘦马,唱着小曲儿,从大唐盛世里走着走着,居然抢在了乱世的前头。

天气不算很好,杜甫写日记说,“寒风凛冽,落叶掉光了,我手指冻僵,连衣带断了都不能结上”。这时杜甫心情也很复杂,在大城市做小职员的人都有这种失落感。他向往着李白式遨游江海,潇洒送日月的游侠生活,同时也汲汲于施展抱负的功名,所以他舍不得离开长安。

天刚破晓,老杜揉了揉眼睛,已经在骊山脚下。此时,山上灯火辉煌,唐玄宗正在华清宫里避寒。隐隐地传来悠扬的歌声,杜甫啃了一口干粮,转念一想,这些都是百姓们的汗水钱啊,他掏出纸笔写: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爱评论的老毛病又犯了。他摇摇头,继续往前走。刚走了没几步,他就遇到了拿着破碗的乞丐,于是他把头埋下去。在低头的那一刻,他看到了路边的尸骨,几乎吓得他从马上摔下来。

太惨了,贫富差距太大了,有钱人和穷苦人不过是一墙之隔,却是一生一死的差距啊。

那时候,没有相机,没有录音笔,只有白纸黑字,老杜只写了一句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他急急地走了,不忍心再看。转北渡过渭水,到了奉先。前脚刚入家门,老杜尚未将喜讯说出口,就听到一阵哭泣声,未满周岁的儿子饿死了。

“入门闻号叽,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亮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流干了眼泪的杜甫,平静地坐在床边上,整理好一路上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战乱之前社会的百态,写成了报告文学《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一共五百字,一百句,字字泣血。

他在老家度过了那个不算愉快的春节。在把家人安顿之后,他从羌村出发,赶忙着去投奔在灵武的新皇帝。






安史之乱来了,诗人李白显得很热血,他立马更新自己的签名档:沧海不震荡,何由纵鲲鹏。乱世之中,正是好男儿用武之地,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

李白是不太负责任的。

比李白小了十一岁的老杜,已经老得看不见泰山了。他的眼中,只剩下了老去的马,长草的后院,带着露珠的花,受了惊吓的飞鸟,以及缺了一角的月亮。

所以,命运把纸醉金迷的大唐盛世交给了李白,而把战乱的时代托付给了杜甫,老杜就成了走下坡路的唐王朝的忠实记录者。

在杜甫赶往灵武的路上,很不巧,他被叛军抓住了。

在当时的媒体界,有个奇怪的规律:官二代和富二代更适合去当记者。也就是说,新闻记者大多来自社会的中上阶层。

也不难理解,接受良好教育的人,对人性和生活有着足够的洞察力,更关键,他们能在精英和底层之间周旋,并且清晰地知道自己的使命,就像老杜挂在嘴上的一句话: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而杜甫的出身,比我们预想的好太多,他祖父杜审言是膳部员外郎,他父亲是县令,所以杜甫年轻的时候生活优越,是见过大世面的。

命运又一次选中了杜甫,他拍着杜甫的肩膀,说:你不是当官的料,还是老老实实地去当个记者吧。

他和王维一起被叛军抓到沦陷区长安。但他没能和王维说上话,因为王维是重点看护对象,而老杜官职太小,名声不显,安禄山压根就没听说过这号人,所以只是草草地把杜甫关起来,不准他乱发文章乱喊口号。

这一关就是八个月。从秋到冬,从冬到春,当不了官,不让推送文章,老杜在沦陷区,重新操起了新闻记者的行当,偷偷摸摸地把世间百态记在了小本子上。

自己的悲惨遭遇,他写;长安市民王先生的家庭变故,他写;落难的王子皇孙饱受叛军的欺凌,他也写。

这场战争有多残酷?历史只给了我们几个干瘪的数字。

安史之乱前后一共八年。时间上的概念有些模糊,数字更能说明这场战争的残酷:还未发生战乱,唐朝全国的人数是六千万左右,而战后的人口普查则是不到一千七百万,死亡率达到七成

杜甫不仅是个置身事外的记者,更重要的,他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本身的遭遇,也是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他写的新闻,是第一视角,是独家报道,是一段有关这种苦难的感性的历史。

他还是不甘心当一个记者。

月黑风高的晚上,老杜趁着大家不注意,带上自己的诗稿,急急地走了。尽管想念妻儿,他没有选择逃回家,而是去了一个叫凤翔的地方。他拿着自己写的战地新闻,颤颤巍巍地,毕恭毕敬地交给了皇上。

皇上哭了。或许是因为黎民百姓,或许是被老杜的投奔所感动,他给了老杜一个从八品的官职。





好的记者和优秀的政治家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

刚当了两三天的官,杜甫就说错了话,被皇帝责骂了一顿,几乎丢了性命。在中国偌大的版图上,他像一个棋子一样,被人从长安挪到了华州。

在赶去华州的路上,人烟稀少,遇到的不是伤兵,便是难民。那天晚上,杜甫借宿在石壕村的农舍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突然老杜听到敲门声,是官吏来征兵。官二代的杜甫是不用服兵役,而且他享有豁免权,所以杜甫没有很紧张。

接下来的一幕更让老杜目瞪口呆:家里的老头一翻墙就没影了,老太太开门出去应付。哭诉无果,老妇被官吏捉走充数,家里只剩一个抱着孩子痛哭的媳妇。

杜甫陷入了知识分子的困惑当中。他清楚的知道,要救人民与水火之中,只有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李氏朝廷上。但这个朝廷,又剥削人民,搜刮物资,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他一边替人民诉苦,一边要为国家面临的严重的危机所担忧。

杜甫哭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诚实地记录下了这个微不足道的故事,它叫做《石壕吏》。

老杜安分了。他终于把自己放在了合适的位置上,一个民生条线的记者。

这是公元759年,杜甫很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岁四行役。他从偃师到东京洛阳,从洛阳回到华州当官,又弃官出走到秦州,再从秦州到同谷,最终十二月抵达成都。

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写诗记录。他没法改变这个社会,所以发疯似的写,把真实的事情写出来,挖掘事实的真相,让高层领导看到事实的原生态。光是从华州到秦州这一小段,他流传下来的诗就有二十首。

杜甫写完了“三吏三别”,可他还是没有得到认可。朝廷说杜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新旧《唐书》)

在颠簸中,悲伤的老杜偶尔会想起了他的青春,在路上的青春。

青春年少,杜甫压根不愁找不到工作,也不用想民生疾苦,他成天在江浙齐鲁一带游山玩水。那时,他头发又黑有稠,他穿的很酷,还善于骑马,时不时地和高适合影留念,和李白一起喝酒,喝醉了睡在同一张床上,“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年轻真好啊。”

这时候,站错队的李白刚刚出狱,他已经快六十了。

李杜二人有可能在同一时间望着滚滚的长江,品味着各自起伏的命运。谁也没想到,写新闻的老杜正默默地走向自己的巅峰,再一次紧紧地握住了老李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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