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报道的三度建构

——以焦裕禄、甘祖昌、谷文昌宣传报道为例

焦裕禄、甘祖昌和谷文昌，都是在上世纪60年代经媒体宣传而家喻户晓的先进典型，半个多世纪以来，三位老典型多次被媒体报道、反复宣传，形成了典型报道中的“复调音乐”。

一度建构：典型人物的示范功能

人们提起焦裕禄、甘祖昌（及其妻子龚全珍）、谷文昌，可能还会联想到雷锋、王进喜、孔繁森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都是作为典型人物存在于历史的记载以及人们的记忆中。这些人物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然而，只有当他们被塑造为典型人物后，才真正拥有了跨越时间的生命力。

在媒介化社会中，典型人物无一例外地是经由大众媒介建构而成的，而以上三位“老典型”，基本上都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了其典型形象的一度建构。作为时代典型人物，他们的一度建构也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按照某些研究成果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直至1966年“文革”前是典型人物报道的发展时期,典型人物报道不仅在报纸上一直占据非常突出的地位,而且成为判断报纸办得好坏的主要标准。

1959～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此时的宣传语境首先是在反思基础上对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强调。党领导下的新闻媒体此时的重要任务是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强调对党的坚定信念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信心，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积极投身国家建设，争取国民经济好转。

在这一大背景下，时刻把人民群众的疾苦放在自己身上，不管干什么工作都先进行调查研究的焦裕禄；放弃将军身份当农民，积极投身国民经济建设的甘祖昌；不畏艰险，不怕失败，带领百姓积极改变贫困面貌的谷文昌，他们的事迹既符合党的宣传工作之所需，又成为引领时代精神之所向，因而成为典型宣传的对象。

那么，在一度建构阶段，现实指导作用是这三位“老典型”身上的主色调，其传播效果也以“榜样示范”为主要诉求，典型宣传的目的不仅仅是对其进行褒奖和肯定，更重要的还在于，媒介话语要以“典型”为中介，强化公众对于时代导向的认知，即通过典型人物给受众提供一个照着做的范例——可模仿性和可操作性成为典型人物的第一要求。

因此，一度建构下的典型人物是通过感人的“先进事迹”达到传播效果的：如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的事迹、甘祖昌不忘初心献身国家建设的事迹、谷文昌战天斗地变荒岛为宝岛的事迹，都由一个个鲜活而具体的事例构成，有着强烈的示范意义和可操作性。

二度建构：典型人物的“图腾化”之始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国家的改革开放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转折,十年“文革”使一些人对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改革带来的多元化思潮也让一些人对党的领导产生怀疑，于是党中央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上了日程，老典型们被再次提起。

时代语境的变迁使典型报道的话语模式发生改变：从客观上说，随着经济建设步入正轨、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三个典型人物先进事迹的产生环境——恶劣的自然环境、贫乏的物质条件、落后的生产水平等——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植根于先进事迹的“榜样效应”似乎也失去其带动作用；从主观上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也有少数干部经不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受到不正之风的影响和腐朽思想的侵蚀。于是，“不合时宜”的论调甚嚣尘上，甚至出现了兰考某任县委书记“我一听你们说焦裕禄精神就烦”这样的恶性事件。由此，典型人物的二度建构任务就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的变化（改革开放），用新的话语序列解读老典型，从而将公众的注意力指向新的时代议题之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改进干部作风），并在一定程度上诱导公众依据新的话语序列思考问题。

典型人物的“图腾化”使其脱离了其生成的具体环境、时代条件的限制，成为具有普适性和超越性的精神符号，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老典型仍然发挥着道德示范的作用，从而实现整合社会力量和规训公众行为的效果；另一方面，以某种“精神”命名的图腾化典型，也在不断丰富着党的建设工作的内涵，构建着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范式——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市场主义不但消解着传统社会中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等 “纲常”本位的道德体系，还冲击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本体的社会主义价值和伦理。而典型身上的忘我、奉献、利他等特性犹如灯塔般牵引着公众的道德人格，防止党的宗旨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偏离航向。

当然，老典型要真正完成二度建构，还需要在“典型人物”（事迹）和“典型符号”（精神）之间搭建一座桥梁，那就是对典型符号（精神）内涵的提炼和解读。

经过二度建构的典型人物们，其精神内涵除因个人事迹的不同而略有差异外，有着较大的一致性，二者的叠加，一头牵连着中华民族传统中的正向精神，一头绾束着党建工作中党员干部思想作风的重要内容，这是权力话语与媒介话语共同作用的结果，为典型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引导认知、塑造态度、规训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撑，也推动着典型从示范引领的“先进人物”升华成为具有超越性和普适性的“精神符号”。

三度建构：典型人物的道德文化转向

2013年7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同步，在权力话语的强力推动下，焦裕禄、甘祖昌、谷文昌等老典型的宣传报道不仅再次大量集中出现，而且其内涵解读更加明确和清晰，并成为社会各界评价党政干部政治标准与道德水准话语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老典型也在权力话语和媒介话语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三度建构。

第一，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相呼应，老典型不仅报道数量再次出现高潮，在报道规格上，由于中央媒体的强势介入，规格再度提升。

第二，在典型人物“图腾化”的道路上，三度建构不仅走得更远，而且有了质的升华，这主要体现在权力话语直接对典型人物精神内涵进行阐释，从而使典型人物的精神内涵有了“一锤定音”式的标准界定：焦裕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甘祖昌“淡泊名利、艰苦奋斗，一生为党、一心为民”，谷文昌“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2014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指出，谷文昌同志的事迹同焦裕禄、杨善洲同志的事迹一样，展示了一名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坚强党性、远大理想、博大胸怀、高尚情操。这说明，三位老典型精神内涵在理论意义上的一致性也被权力话语确认。这为其精神内涵研究的体系化、学理化提供了起点，丰富了当代党建理论研究的内容。

第三，典型人物及其图腾化内涵从媒介话语和权力话语的对象，逐渐转变为话语本身，成为我国构建先进精神文化、道德文化的一部分。焦裕禄精神、甘祖昌精神、谷文昌精神，作为一种话语模式，不断出现在公共话语体系中，构成一个意义评价空间。三位老典型所蕴含的人物、事迹和精神已经成为一种具有评价功能的固定话语，用以评判党政干部甚至民众政治觉悟的有无、道德水准的高低、工作作风的优劣。至此，三度建构的老典型已经实现了道德文化的转向，并进入到公共话语体系中，拥有了持久的话语价值。

从上世纪60年代到今天，三位老典型经历了“事迹—精神—文化”的三度建构过程，他们不仅是时代的符号，也蕴含着超越性的精神价值，更构成了当代道德文化的重要内容。不同时代语境中权力话语和媒介话语的交涉互动，是老典型们不断建构的外在动力；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老典型所代表的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始终捍卫和树立、对党性原则和价值取向的基本遵循，则是其不断建构的价值和内在动力——当然，这也是一个成功的典型人物，其必然和应然的走向和结果。

原标题：典型报道的三度建构

              ——以焦裕禄、甘祖昌、谷文昌宣传报道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