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忧”新闻，如果不用密拍设备，采访时很难有顺利如意的。尤其是出道不久的记者，临场时要么胆怯，“惊惊慌慌，汗出如浆”；要么被对方气势所吓倒，“颤颤怵怵，汗不敢出。”
舆论监督是新闻单位的职责之一。记者是行使职责的使者。既然如此，你怕谁！
就*“记者”这个身份壮胆，有次真还镇住了几位“吆不到台”的人。
那是去年初春，我们到某县级市采访兼并后的新企业成立大会，车抵某市，已是掌灯时分。随行老板从手机中得知：该市一幼儿园今天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几十名幼儿正在医院抢救。
听到这个信息，多年形成的职业习惯，使我心里一亮：这不是一条鲜嫩的“活鱼”吗？昏昏欲睡的我马上兴奋起来，因长途颠簸造成的疲劳顿时一扫而光。
刚到医院，小韩就扛起摄像机，忙着抓拍外景。我则向群众询问情况，还没问出名堂，小韩那边就嚷起来了。我连忙跑过去，看到一个腋夹手机包的矮个中年男子，语气强硬地要小韩出示记者证。当时全国统一的记者证还没有颁发，小韩只好指着摄像机和机载话筒上的“中国重庆电视台”的标志，表明身份。哪知中年男子不买帐，非要看记者证。我猜此人大概不是等闲之辈，但如果这一关过不去，下面的采访就全部泡汤。看来只宜“智取”，不宜“硬拼”。
于是我反问他：“你是干啥的？”
“我是市政府的。”
“重庆市政府吗？”我问。
“不是。××市政府。我是秘书长。”
我于是“请君入瓮”：“你的证件呢？”
他翻了一阵手机包：“没有带。”
“你说你是秘书长，哪个相信呢？”我也语气强硬地说：“你没得资格看我们的记者证。请你让开！”
秘书长没料到我这一手，顿时十分尴尬。趁他还没有回过神来，我们就扛着摄像机，直奔住院部。
住院部门口早有公安把守，一律不准记者*近。这时我的《重庆市公安局“警方热线”采访证》又帮了大忙。是刚刚拍了几个镜头，就冲进来另外几名公安和地方官员，任凭怎么解释，就是不准拍摄。我们只好退了出来。
这时已是晚上１０点多钟，我们终于坐在了饭桌前。饿了１０多个小时，早就饥肠辘辘了。
还没有端起碗，不知从哪儿打听到我们行踪的当地官员——包括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长、广播局长等，就来找我们“勾兑”。说了千言万语，核心就是一句话：不要报道。
这种现象在批评报道中，早已司空见惯：大凡“报忧”新闻，有关单位常常使出浑身解术，网络八方关系，通过我们的上级发指示施加压力；或者动用亲朋好友游说，甚至塞“信封”，让报道胎死腹中。
已经从事专业新闻工作２０年的我知道，越是“勾兑”不让报道，就越证明他们心虚，里面就越有“名堂”。不过此时我想，既然你们来找我，主动权就不是在你手头，而是在我手中了。但要顺利达到采访目的，必须有礼有节说服他们。
  于是我说：“这条新闻发不发、怎么发，我们可以破例听从你们市委、市政府的意见。之所以叫‘破例’，是因为像这类动态新闻，我们过去没有征求区市县委意见的先例。既然你们如此重视，我们可以破这个例。但前提必须是：一、允许我们拍摄；二、如实提供情况。假如不准我们再拍，也不提供情况，就目前已经拍摄和掌握的材料，并不影响我们播发消息。请你们决策。”
来人中的那位市委副书记，是下派的新华社记者。但面对我们软中带硬的态度，他们别无选择。
第二天上午，该市的市长、发生食物中毒的幼儿园的园长、医院院长等，在抢救现场一一接受了我们采访。
例二：不妨“声东击西”
“报忧”新闻，可以亮明身份，直截了当进行采访。但这类形式，对方轻则不配合，使你无法采访；重则百般阻挠，甚至打骂记者，反而把记者弄得十分尴尬。
在不用密拍设备的情况下，怎么进行“报忧”新闻的采访呢？
这就要借用兵法：声东击西。用一个蹩脚的比方，就是设计一个“陷阱”，让他们不知不觉进入“圈套”。
对渝北区一家企业（为方便叙述，且称“集团公司”）公路问题的批评报道，就完全得益于采访的成功。
去年７月底，我到重庆市统景风景区采访，途经“集团公司”的两条收费公路：一条是渝北区境内的国道３１９线，另一条是统景景区公路。这两条公路由“集团公司”出资改造硬化，并经市里有关部门批准收费。修桥补路从古至今都被视为积德之善事。但既然收费，这善事就更应当尽善尽美。然而，这两条公路都存在不少毛病：窄、弯、陡达不到规定的“山岭重丘二级公路标准”不说，管护上也存在诸多问题。回来的路上，我顺便抓了一条新闻，以《×××公路：光收费，不管护》为题，在《八频道新闻》中做了披露。
但是报道过后，对方来个“冷水烫猪——不来气。”
当时，我台以舆论监督为特色的《八频道新闻》刚办不久，对方的“不来气”使得领导做出决定：继续报道，直到有结果为止。
可是怎么继续报道，却让我犯难了。
因为第一次拍片时，就不顺利：那天，我们从统景回来，“三菱”车驶出收费站，我就下车转回去拍摄收费站的镜头。刚刚开拍，就来了一位自称是“集团公路公司副经理”的壮汉，他要看我的记者证。而我的记者证放在包里，包又在车上，我便指着摄像机，想以此来证明身份（又犯了一个和上篇小韩类似的错误）。副经理趾高气扬地把手一挥：“这些东西，拿钱哪里都买得到”，然后就十分傲气地“教育”我不懂公路政策云云。后来节目中虽然也用了这段实况，但节目播出后对方不理不睬，就足以证明集团公司是一个不好惹的对手。
不过，我也是个不信邪的“犟拐拐”。
再做后续报道时，我们先到重庆市交通局和公路局了解有关公路和公路收费的政策和情况，然后又沿“集团公司”收费的另一条公路——国道３１９线走了一个来回，又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比如，５２.９公里的收费路段，半米见方的坑坑凼凼就有３９处；市交通局明令撤销的一处收费站仍在收费等等。
然后，我们提着摄像机，到“集团公司”的公司总部采访，目的是进一步了解公路背景，同时也想听一听他们对存在问题的态度。
接待我们的居然是“教育”过我的那个副经理（幸好他没认出我），和一位总经理助理。
批评报道要“掏”材料可是个难事儿。于是我们采用了“声东击西”的采访术。
我说：国道３１９线最近通过了国家交通部的检查验收，其它地方（国道３１９线从秀山入境经主城区到潼南出境，共经过我市十余个区县）我们都采访了，现在来采访你们这段国道的管理经验。
其实，两位负责人如果稍微动点脑筋，也许就不会“上钩”。因为“集团公司”领导层最清楚，他们收费的这段国道问题甚多。就在前不久交通部来检查时，还有这么一个内幕：市里有关部门知道，如果让检查团从“集团公司”这段收费公路到长寿，肯定过不了关。于是让检查团从朝天门坐船直接到了长寿，绕过了“集团公司”这一段。
听说报道“管理经验”，他俩眉开眼笑，面对镜头，侃侃而谈。
他俩分别谈完后，我又说：“昨天我们沿这段公路看了一下，发现这样一些问题。”于是我直截了当地讲了我们掌握的情况：“你们就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给观众解释一下，就可以了。”
两位负责人不知是“计”，又娓娓道来。
自始至终，他们都没有察觉我们在做批评报道。
在掌握了全面情况的基础上，我们以《公路收费面面观》为题，在《八频道新闻》中，连续播出了４条批评报道。

这下“集团公司”的老总坐不住了。刚刚播了两集，他就八方托人来说情，并且亲自到电视台来“疏通关系”。４集节目播完后，“集团公司”终于决定，立即整改诸如坑坑洼洼和未硬化的路段等问题。
三天后也就是整改动工那天，“集团公司”的老总在施工现场，面对镜头说：“诚恳接受重庆电视台的舆论监督”，并对新闻所涉及的问题，做了整改承诺和解释，使这组报道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