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职业很特殊，每天都面对新的领域，步履匆匆，抢抓新闻，很少有时间去思考……特殊的职业容易形成一种特殊的“习性”，那就是浮躁。长此以往，浮光掠影地采访，游离于表层地写作，就成为某些记者工作的格式和定势。在记者队伍里，不少人都曾陷入过这种迷惘，所不同的是许多人能很快地走出来，最终成为名记者。这些人的经验之谈是：当记者，需要理论功底，要善于思考，形成思想。
记者的思想是一个记者所独有的见解、思维、理性认识
就一个记者而言，他（她）面对的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即使是负责一条战线、一个行业的记者，他（她）所面对的也是一个矛盾迭出的社会层面。怎样才能在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或社会层面中采写出有价值、有力度、有深度、有社会影响的稿件，关键取决于你是不是一个有思想的记者。如果你的认识始终停留在感性阶段，上升不到理性阶段，形不成自己独有的正确见解，即使是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摆在你面前，你也可能与之擦肩而过。我们通常总是认为，一个记者能否写出有影响的新闻稿件，与其采访得深入不深入、有没有新闻敏感以及新闻工作的实践经验有关，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深不深入是怎么产生的？新闻敏感是怎么获得的？实践经验是怎么积累的？大前提是你是否是一个有思想的记者。只有当你把对社会的认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阶段，并形成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正确见解，你才能知道如何去采访，如何把对社会的了解转化为新闻敏感，才能自觉地在新闻采访实践中总结、运用经验。我们知道，某地发生火灾，某单位召开会议，这样的报道比较容易写，因为它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分析和判断。当然，我们可能经常要面对这样的采访任务，从完成本职工作的角度看，这样的采访任务必须完成。但是，作为一级党报，在当时代，绝不仅仅需要对事件新闻的报道，更需要针对性强、启示性强、指导性强的问题性报道。记者要想完成艰巨的采访报道任务，如果没有思想恐怕就是件难事了。作为记者，每天都要面对大量的经济现象、社会现象，从表面看，每个现象都存在简单的对和错的可能，如果这些现象不经过我们的理性认识去过滤，报道出来就可能没有多大分量，而一旦你用正确的观点深入地去研究它，解剖它，就有可能写出一篇好的报道来。
研究、解剖靠什么？靠的是思想的深度、认识的深度。一个没思想的记者，是很可能走向平庸的。翻开各地的报纸，经常能看到某某企业是如何抓企业管理之类的报道，而我们每一个记者也都可对企业管理的内容说上一两条。但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管理，它的内涵是什么，大多数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究竟与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管理有多远，在我们新闻圈里恐怕不会有太多的人能说清楚。一位资深记者写了一篇《企业管理不等于管理企业》的文章。文章通过大量的事实说明，企业管理与管理企业根本不是一回事，它是同一范畴的两个不同概念。企业管理是厂长、经理的事，而管理企业则是资产所有者的事。试想，如果没有对企业目前生产、经营管理深刻的理性认识，记者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去分析的。
记者的思想来自于广泛的学习和实际研究的结合
新闻界常说“三勤”记者，即腿勤、耳勤、手勤。的确，一个记者具备这“三勤”是十分必要的。但这只是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的一部分。大多数记者都希望自己成为名记者，可你得写出有思想的、能产生社会轰动效应或能引起众多读者思考的稿子来，才能迈上这个台阶。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记者的思想怎样才能形成？我们很多记者经常是这样采访：坐在采访对象面前，只知道摊开采访本记，人家说什么他（她）记什么，说多少他（她）记多少，回来后照着采访本就写稿。这样当记者可不可以呢？可以。因为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人家没说的你写出来就可能是失实。但日复一日地总是这样采访、写稿，你就变成了一架照相机。我们报社有这样一位记者，采访时除了人名、数据，他很少记录，只是不停地和采访对象交流，谈自己对采访事件的看法、见解，和对方研究、分析，甚至反驳对方。他把这称为思想形成的过程。他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好多问题就是这样，不辩驳不明，不研究不深，不分析不成思想。记者绝不能单单成为一架照相机，拍出个平面片子就认为是好新闻。一个优秀的记者，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记录者，应该带着问题去采访，知道自己是针对什么、回答什么去采访这件事的。和采访对象坐在一起，他（她）说的可能是事实，可能都是对的，但你脑子里也应该多划几个问号，去和他（她）分析这件事，探讨这件事，如果你能把他（她）问得卡壳了，当然是件好事，说明你的理性认识有深度；如果你被他（她）说服了，也不能说是坏事。最重要的是你有所收获，你的思想就会在这样一次次的探讨和研究中形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出思想”是很有道理的。如搞好国有企业是个老题目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基本是围绕国企改革来进行的，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集团制，一直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可为什么还有一批国企效益不理想呢？辽宁日报的一位记者就这个问题从省经贸委研究到企业，有几次甚至和国企的领导争得脸红脖子粗，他就坚持认为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经营机制仅仅是决定国有企业命运的一个条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责任心。经过这样反复的研究和争论，他写出了《可怕的责任亏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当一种机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有两点：一是尽量完善、健全它的运行机制；另一点就是靠企业领导高度的责任心去管好企业。这样的理性认识并不是在简单的记录式采访中就能获得的。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学习的作用。记者学习新闻业务是必要的，但不是惟一的。在掌握好新闻业务知识的基础上，带着问号，要有目的地多看一些书。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是积累的产物，有思想的记者更是这样。跑工业的记者，不了解海尔成功的经验，不了解国外一些大企业的发展的历程等，就很难把你自认为很熟悉并很有报道价值的企业写出高度和深度。把广泛的学习和实际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记者的思想。
记者的思想表现在写稿时站立的高度和针对性上
作为一级党报的记者，都有自己采访、写稿的立脚点。市报立足的是全市，省报立足的是全省，人民日报立足的是全国。最可怕的是记者在采访和写作时，不清楚自己站在什么位置上。如果我们不能站在全局的高度，不能针对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去采访，那么写出来的东西肯定就没有多大分量。当然，记者并不是写每篇稿子都能做好这一点的，因为每个记者都要写“大块头”和“豆腐块”，但是我们每个记者都应该有这样的一颗准星。市报的记者在为全市写稿，省报的记者在为全省写稿，人民日报的记者在为全国写稿。高度和针对性表现出记者的思想。1999年3、4月间，国家关于200家部属科研院所必须在6月30日前办理转制注册登记的规定刚一出台，辽宁许多科研院所充满困惑。长期远离市场，过着“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日子，他们对走向市场没有心理准备。如果能写出一个转制的成功典型，那对辽宁省内16个部属院所和60多个省属院所的转制无疑会提供借鉴作用。站在这个高度，辽宁日报记者写出了沈阳仪器仪表研究所转制的报道，介绍了该所的3条捷径：一步到位的企业化定位；跳出技术转让的圈子，发展自己的产业化；高成本的扩张战略……此报道见报当天，省领导便作了批示，并指示该市市委副书记、主管副市长带领有关人员去所现场办公。
记者对所报道的事件的理解和了解的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能否把自己的思想体现出来。跑工业的记者不知道产出比、生产成本、经营成本、劳动生产率是怎么回事，跑教育的记者不知道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区别，思想再深刻，也无法完整地表现出来。从这方面讲，一个知识面狭窄的记者，肯定也是个难有敏锐思想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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